兩部【唐書】的取材與思想(8)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 編纂思想的異趣

一、【舊唐書】的思想內容
現行【舊唐書】200卷，本紀20卷、志30卷、列傳150卷。但是，分卷情況很不統一，需要注意。
趙瑩在接受監修唐史之後，除了組織人力、搜集史料、制定體例而外，着重考慮的便是鑑於當時的史料狀況，如何確定編纂總則以指導纂修。我們看到這樣的一段話：

臣等虔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章。[16]

『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章』兩句，可以說就是趙瑩監修【舊唐書】的指導原則。
1．關於『纂修須按於舊章』
『纂修須按於舊章』的原則，不僅決定了其紀、志、傳乃至論贊的諸多特點，更使全書反映較多的是唐代各個時期的不同思想和歷史觀點。
第一，全書對於唐代不同時期歷史的認識，大體是這樣：敘高祖史事，反映的主要是太宗時的觀點；敘太宗、高宗、武則天直至睿宗史事，反映的主要是玄宗前期的觀點；敘玄宗至順宗史事，則以憲宗時的認識為主；憲宗至武宗，取宣宗、懿宗時觀點為多；宣宗以下，則主要是五代前半期的看法。這一特點，比較明顯地集中在20卷帝紀中。
德宗在唐代是一個很關鍵的皇帝，反映社會轉變的一系列制度變革大都完成於德宗在位的25年間。德宗紀2卷，分上、下，不僅僅是因其在位時間較長，實在是這一承弊通變時期要說的事情太多。大臣掌轉運，南糧北調，始於玄宗。幾經反覆，至德宗初年，鹽鐵轉運使事權擴大，成為固定的職事官。隨之，多以宰相兼掌，以總天下利權。兩稅法實施後，法外雜科不斷，『初稅屋間架、除陌錢』，『初增稅京兆青苗畝三錢』，『初稅茶』，等等。『初』字的使用，在整部書中以德宗紀最為突出，表明這確實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宰相分判六部，實際被降為六部尚書、侍郎使用，標誌相權的削弱，秉筆宰相十日一易的『故事』也改為『每日更秉筆』。兵制方面，置十六衛上將軍，建立禁軍十軍，『初置左右護軍中尉、中護軍監，以授宦官』。宦官監軍成為制度，左右着其後的朝政。它如藩鎮割據形成、宦官事權擴大、邊事紛繁，也都變於德宗一朝。德宗時代的重要人物，李晟、陸贄都是一人一傳，既如實地表現了這一文一武『力拯顛危』、『忠言救失』的顯著作用，又折射出德宗『保奸傷善，聽斷不令』的一面。
第二，【舊唐書】反映唐代思想觀點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注重『食貨』的問題。
從最初的纂修計劃看，趙瑩、張昭遠設計『十志以書刑政』，唯獨沒有提到食貨。在纂修中，新增輿服、食貨二志。如果說輿服志從原計劃的『禮』中分離出來，那麼食貨志就要從唐代統治者重視『食貨』中尋找答案了。
太宗君臣在汲取隋亡的教訓時，都很注意從『食貨』的角度去認識民眾的生產活動與政權興衰的關係。高宗龍朔中，許敬宗監修國史，並『起草十志』[17]，表示要承襲剛剛修成的【隋書】十志。從現行【舊唐書・食貨志上】收錄玄宗開元時劉秩【貨泉議】和劉彤請征鹽鐵木等利稅的表章，似亦可表明韋述【唐書】中包括『食貨』一志。當歷史進入唐代中葉，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加之安史亂後，皇權衰落、財政窘迫，促成全社會注重食貨、力行理財的思想。自代宗起，相繼出台了一系列的財政、經濟改革措施。杜佑把『食貨』問題推到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項制度的首位，為考察政治變革指出了首先重視經濟體制的必要性，並將現實中『食貨』的重要地位引入史學領域。自德宗至宣宗，陸贄、韓愈、李翱、白居易、元稹、李珏等，都有關於食貨問題的論述。由唐前期注意『食貨』與興衰關係，到中後期探討經濟體制的變革，是貫穿唐代經濟領域的一條基本線索。這一切，不僅在纂修進程中引起後晉史官高度重視，而且還為他們準備了大量原始素材。因此，儘管最初沒有規劃食貨志，但一經決定纂修，仍可圓滿成功，並取得較突出的成就。從【舊唐書・食貨志】的序文，首先可以發現，其中的不少認識與【隋書・食貨志】、【通典・食貨】一脈相承。其次，序文敘述至德宗，與前面所談【舊唐書】視德宗一朝為變革時代的觀點緊密配合，相互呼應。序文最後寫道：『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兩稅焉，有鹽鐵焉，有漕運焉，有倉廩焉，有雜稅焉。今考其本末，敘其否臧，以為【食貨志】云。』兩稅、鹽鐵轉運、雜稅等項，形成制度正是在德宗時期，這表明後晉史官旨在記述唐代經濟制度的變革。因此，該志不像其它各志帶有前密後疏的特點。雖記均田制、租庸調製，卻不甚詳。其它，除錢幣、渠堰、倉廩等項從唐初寫起外，大部分內容都以玄宗至宣宗詳於玄宗以前，而以記玄宗、德宗兩朝為最詳。序文提綱挈領地說明全志的主要內容和項目，勾畫出經濟制度在唐代各個階段的基本面貌，這是其它各志序文不能相比之處。此外，後晉史官還考慮到志與傳的聯繫。如劉知幾附劉秩傳，說其『許私鑄錢』等論『事各在本志』，食貨志上即整段錄出其【貨泉議】。穆宗長慶元年李珏反對增加茶稅的上疏，食貨志雖未涉及，李珏傳卻整段載入了。由此可知，後晉史官在通過食貨志反映唐代重視『食貨』問題的同時，不曾忽略以列傳記述某些重要經濟理論。
第三，品味唐代統治思想以及社會思潮的前後轉變，是通讀【舊唐書】時應當特別注意的一項重要內容。
以史為鑑在太宗一朝形成風氣，並貫徹到施政實踐中，影響直至玄宗前期。『安史之亂』以後，經過新起的【春秋】學的擴展，到憲宗時韓愈、李翱『道統』說出現，治心以救弊的主張形成為一種影響巨大的思想學說。李絳傳所記憲宗元和六年君臣的一席對話表明，治心以救弊不僅成為朝廷上下認同的一種統治思想，而且也是一種認識歷史的根據了。如果我們選擇魏徵、姚崇、宋Z、楊綰、李絳等傳加以對照，則由取鑒求治向治心求治的思想轉變不是躍然紙上了嗎？文宗雖然很想效法太宗，卻也無法改變整個統治思想。
大約從憲宗時起，與統治思想轉變緊密呼應的便是實錄中如何記述大臣事跡的問題。統治思想與社會思潮的轉變，把君臣們的注意力都引導到個人的道德修養方面，結果弄得人人謹小慎微。此間所修實錄，一方面失記諸多關係時政的大事，另方面又過多地注意無關政事的『小節』。前者導致史學危機，使【舊唐書】記載唐後期制度缺少基本素材。後者，關於『小節』問題，使得記述唐代中後期史事，往往用『道德』的標準來選擇列傳人物，極大地影響到記事內容的詳實程度。穆宗以下列傳，不僅數量顯著減少，而且立傳人物也僅僅是職銜、官資、奏議之類，絕少史事。對此，我們不應過多地苛責後晉的史官，而應當從唐代統治思想及社會思潮的轉變中去考察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
第四，記述周邊各族或外國及其相互交往，超過以往各史書，是【舊唐書】『按於舊章』的又一重要方面。
【史記】記述周邊各族或外國很詳，有6卷的篇幅。【隋書】次之，僅有4卷，而且多是合傳。【舊唐書】則多達7卷9篇，再參以相關人物傳，可以充分了解唐代的民族關係和對外開放的程度。
其記突厥1卷2篇，回紇1卷，吐蕃1卷2篇，北狄1篇（合傳），南蠻西南蠻1卷（合傳），西戎1卷（合傳）。透過這幾篇列傳，唐政權與周邊各族的關係脈絡，大體能夠看清楚。同時，反映出唐代民族政策的主流，即摒棄『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的狹隘偏見，基本實現了『愛之如一』的原則。當時，各少數族上層人物參預國政者不乏其人。其著名將領，書中都一一為之立傳。這幾篇關於周邊的列傳，在表達唐政權與周邊各族關係方面，大體貫穿着這樣兩個思想：一是主張『修文德以來之，被聲教以服之，擇信臣以撫之，謹備邊以防之，使重譯來庭，航海入貢，茲庶得其道也。』[18] 二是強調『我衰則彼勝，我勝則彼衰』，『但患已之不德，不患人之不來』，嚮往貞觀、開元時期『來朝者多』的盛況。[19]
列傳中還有大量篇幅記述唐政權同海東諸國、東南亞、西亞乃至歐非諸國的交往。如東夷1篇，記高麗、百濟、新羅、倭國與日本；南蠻西南蠻、西戎記今東南亞地區諸國，包括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尼泊爾、印度等。其中，以記天竺較為詳細，玄奘取經、王玄策出使以及東南西北中五天竺來朝，都有所記錄。西戎中，又有波斯（今伊朗）、拂林（東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反映唐代與西亞、歐非的交往較前有進一步發展。
儘管書中記述唐政權與西域、南亞等地的交往篇幅有限，卻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這就是其文化的傳入和對唐代的影響。音樂志二詳錄了周邊各樂舞的特徵、傳入情況。唐朝著名的十部樂，即包括高麗、天竺、高昌、龜茲、安國等七種，表現出唐代樂舞廣泛吸收外來文化的博大胸懷。在敘立部伎、坐部伎各樂時，志中也不忘交代它們是如何傳入並融為唐代樂舞中的。另外，方伎中為僧玄奘、神秀、一行等立傳，並附慧能、普寂、義福、泓師小傳，雖然簡略，比起【新唐書】刪掉此數人，更能反映後晉史官對佛教傳入及其在唐代產生的影響，既看得比較清楚，又能夠正視它。這是唐代社會廣泛吸收外來文化的另一突出象徵，後晉史官沒有忽視這一點。
2．再說『褒貶或從於新意』
【舊唐書】貫徹這一指導原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 公開承認某些藩鎮建立的政權，甚至於容忍姑息。
我們知道，五代前期的局勢是由唐代後期藩鎮割據發展形成的。後晉高祖石敬塘本人，也是由藩鎮起家，並引契丹為援，奪得帝位。趙瑩、桑維翰二人，作為石敬塘的幕僚，『歷數鎮皆從』。在這樣的監修下纂修，思想傾向可想而知。如果說史文基本用唐代實錄、國史舊文，反映唐代各個階段政治觀點的話，那麼『史臣曰』中的『治亂勢也，勢亂不能卒治』等說法，則只能歸結為他們的經歷和政治實踐所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