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唐書】的取材與思想(2)

  來源: 中華文史網

重修【唐書】遷延時間長，人員變動大，前後經過複雜。據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中的回憶：

慶曆四年，賈魏公建議修【唐書】。始令在館學士人供【唐書】外故事二件。積累既多，乃請曾魯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於本傳。

五年，仁宗下詔組建書局。最初幾年，纂修幾無進展，只有宋敏求續成唐武宗至唐哀帝六朝皇帝實錄，於慶曆五年九月奏上，成為重修唐史的一項新的史料來源。編修隊伍，到第二年便只剩下宋敏求、范鎮二人在職。不久，宰相、監修國史賈昌朝又薦舉王疇加入進來。皇v元年（1049），『刊修官』只有宋祁在任，仁宗改命『同刊修』宋祁為『刊修官』，使其主持編修。三年，宋祁因其子與張彥方案有牽連受到包拯彈劾出知亳州而不解史任，命其『就州修【唐書】』。五年初，徙知定州。其g，書局雖未解散，卻無提舉官。作為唯一的『刊修官』，宋祁不得不寫下【乞宰相監修唐書疏】。疏文提到的情況是：

今（丁）度不幸薨謝，臣又遠守邊郡，本局止有刪修官王疇以下四員，至今編纂遲延，紀、志俱未有草卷。[5]

所謂『刪修官王疇以下四員』，係指王疇、范鎮、宋敏求、劉羲叟。『編修官』在京城書局，主要負責修志，協調異同。『刊修官』卻在外任，主要負責人物列傳，『諮詢無所』，又『不能從諸公於筆研間』。
至和元年（1054）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書】』。參知政事、提舉官劉沆建議加強書局力量，仁宗又任命歐陽修為『刊修【唐書】』。自此，便有了兩位『刊修【唐書】』官。歐陽修到局，又相繼增加了編修官呂夏卿、梅堯臣。二『刊修』、六『編修』的班子，至書成之日再未調動。分工情況大體是：宋祁仍然負責列傳，劉羲叟繼續歷、天文、五行三志，梅堯臣、呂夏卿完成4個表，梅堯臣還負責【百官志】。王疇先前所修禮儀、兵二志，歐陽修『不用』。實際上，是范鎮、王疇、宋敏求協助歐陽修完成本紀與禮樂、儀衛、車服、地理、選舉、兵、食貨、刑法、藝文等九志。嘉v五年（1060）六月，全書告成。
宋祁『刊修』【唐書】列傳，自皇v三年（1051）以後，10個年頭難得與『編修』相見。書成之日，『又不與伏奏殿廷』，是為古代官修史中唯一一件怪事。更加奇異的是，兩位『刊修』前後共事7個年頭，竟未見過一面，也未對全書編纂作過統一規劃。書成之後，仁宗發現『其體不一』，令歐陽修『刪為一體』，歐陽修藉口『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竟『一無所易』[6]。正因為全書未經『刪為一體』，才使得這部新修唐史留下記事矛盾、體例不一、風格各異等種種弊端。
上述情況表明，儘管皇家十分重視新修唐史，委任宰相監修，組建書局，調集人力，並提供各種物質條件，但仍然掩蓋不住這樣一個實事――【新唐書】是拼湊了17年才拼湊起來的一部史書。
下面，辯證兩個問題，一『宋歐修書不同時』的問題，二新書增廢舊書列傳的情況。
清代王鳴盛以【宋史・宋祁傳】、【歐陽修傳】為據，認為宋祁修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v、寶元、康定，至慶曆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歐陽）修之修【唐書】，乃在嘉v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餘年』，『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餘年矣』。因此，『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7]。這一說法，迄今仍為部分學者沿用，都未發現王嗚盛搞錯的關鍵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傳】將『詔求直言』的時間誤作『景v中』，而這又是【宋祁傳】中唯一的一個年號。傳中宋祁受命纂修【唐書】在『詔求直言』前，故王嗚盛誤以為宋祁修【唐書】自天聖至慶曆，前後差不多也是17個年頭。但【宋史・仁宗紀】景v年間並無『詔求直言』一類的事，皇v元年才有『詔台諫非朝廷得失』。【宋祁傳】中宋祁『直言對』後緊接『進溫成皇后為貴妃』，與【仁宗紀三】的記載相符，時在『皇v』，而非『景v』。顯然，【宋祁傳】是將『皇v』誤作『景v』了，一下子把時間提前了10多年。王鳴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隨』，【宋祁傳】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傳中雖無明確紀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傳後的，前面【宋庠傳】明明白白地寫着：皇v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游』。宋庠受牽連罷相在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這一年。此時尚『以稿自隨』，仍在修撰中，怎麼會在慶曆中告成？王嗚盛的失誤，一是不知『景v』當為『皇v』，二是後來在【蛾術編】卷九考知『祁修書凡七年，而自皇v元年至三年獨秉筆，自此出知亳州，皆書局自隨以至於成，凡歷十六年也』，卻仍然堅持『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的結論。【宋史・宋祁傳】的這一年號錯誤，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對】有案語註明『仁宗本紀皇v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本傳作景v中誤』而外，迄今竟似無人知曉，請同仁們注意。就整個【新唐書】的纂修而言，應當說：新修唐史前後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後7年歐、宋共同『刊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