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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通 典】九 門
『六 部』 所 職
食 貨
戶部：戶部、度支、金部、倉部；
工部：屯田、水部
選 舉
吏部：吏部、考功；
兵部：兵部
職 官
吏部：吏部、司封、司勛、考功；
戶部：倉部； 兵部：兵部；
刑部：刑部、比部、司門； 工部：屯田
禮
禮部：禮部、祠部、膳部、主客；
兵部：駕部、庫部；
工部：工部、虞部
樂
禮部：禮部
兵
刑
刑部：刑部、都官
州 郡
兵部：職方
邊 防
兵部：職方
千年來，以【周禮】『六官所職』認識社會，間或有企圖回覆到按【周禮】設官的社會中去者，都反映人們的意識被設官體制所束縛，習慣於按照傳統的設官分職看待社會歷史。杜佑打破這種傳統觀念的束縛，『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⑩]，從食、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九個方面分別考察它們的沿革，認識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形成了一個新的邏輯結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選舉到設官，從文教到暴力，從中央到地方，從漢族到各族。這一對社會結構的新的認識，在當時條件下，可以說是最完整地反映了社會的基本面貌。杜佑以這樣的邏輯結構編排全書，使『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11]，因而成為歷史編纂學上的一大創舉。
再次，【通典】的『非古是今』[12]，表明杜佑是把着眼點放在認識社會上面的，並非專詳『古今制度沿革』。
朱熹把由【通典】摘要而成的【理道要訣】一書說成是『一個非古是今之書』[13]。這基本上為人們所認可，因而當今所有研究【通典】的論著都充分肯定其歷史進化思想，並指出：『杜佑在論述典章制度的沿革變化時，實際上通過具體制度的變化，看到了人類社會歷史在不斷的變化、進步、發展。』[14]這也是在說，考察典章制度沿革，僅僅是杜佑認識社會歷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幾乎所有的論著都舉『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的觀點來證明杜佑『非古是今』的思想，這的確也最能證明【通典】是如何把着眼點放在認識社會變革方面的。這一論點，在其書中出現過兩次。一處是在卷四八『立屍義』的『議曰』，另一處是在卷一八五『邊防』門的序中。關於『立屍義』的『議曰』，下面論說，這裏着重考察『邊防』門的序。本文一開頭即已指出，『邊防』一門所記，並非『古今制度沿革』，而是周邊政權，反映中原政權同當時所知的世界各相關民族、政權的關係。在這裏，為了批駁『非今是古』的『昔賢有言』，杜佑指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古之中華『樸質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接着，他以自注的形式舉例對照：上古中華『亦穴居野處』，後代『易之以宮室』；上古中華之葬『不封不樹』，後代『易之以棺槨』；殷周之時中華人『尚以手團食』，『蓋弊俗漸改仍未盡耳』；三代以前中華人『祭必立屍』，自秦漢『則廢』，等等。由此說明，『古之中華』也曾有過一個與唐代周邊各政權相似的社會階段，同樣存在這樣的一些『鄙風弊俗』。後來由於『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等主客觀因素，才較快地發展起來，使『今之中華』勝於『古之中華』，自不應『非今是古』。而周邊各政權，則由於『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形成了與中原的較大差距。杜佑對於中原文化與周邊各族發展出現差距的原因的分析，有可取之處，也有錯誤認識，且不作評定。但從他作這樣的分析可以看出，【通典】是把認識社會及其發展放在怎樣重要的位置上的。
至於杜佑提出的『隨時拯弊，因物利用』，更是其『酌古通今』思想的重要內容，貫穿全書。這與卷一二『議曰』中的『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卷四O所引其【省官議】中的『隨時立制，遇弊變通』等等的認識，不正是緊緊地扣住了杜佑『思理道』、『探政理』，以施政救弊的主題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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