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的史論(1)

  來源: 博覽群書

史論的創立，由來已久。【左傳】有『君子曰』，【史記】有『太史公曰』，【漢書】有『贊』，【三國志】有『評』，【晉書】以下，則多為『史臣曰』。【晉書】往往在有些例目前加一段序言，說明設立之原由凡例，有時也進行評論，亦可視作史論。自史漢至晉書，史論總的趨勢是字數越來越多，篇幅越來越大。【史記】『太史公曰』直抒胸臆，數言輒罷，且極淺近；【晉書】『史臣曰』則要慎重其事地討論晉代由統一而分裂，由強盛而寡弱的歷史教訓，以免唐帝國重蹈前轍，不厭其煩，反覆說教。又唐承六朝餘風，作者皆擅駢文偶體，寫來不免鋪排張揚，所以劉知幾就批評這如同『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太不相配了（【史通・論贊】篇）。茲後論者相沿，都持此看法。這其實是值得商榷的。  


    同散文一樣，作為一種文體，駢文本身並沒有什麼過錯，關鍵在於如何運用，能否自由表達。如果是拙劣的散文，那又有什麼可取？所以劉知幾儘管非難【晉書】用駢文寫史，而他自己用來表達這種批評意見的【史通】本身，就用駢文寫成。這也並沒有妨礙它多方面地探討史學源流發展，分析各家優缺得失，流暢自如地表達各種看法。這說明，完全不是文體的問題，而在於是否操練成熟，運用得當。李慈銘說：『駢驪行文，自六朝至五代，詔策誥戒，無不出此』（【越縵堂讀書記】）。聯想我國中古時期文學批評與史學批評的雙葩【文心雕龍】和【史通】，皆用駢文寫成而影響久遠，說明駢文之用，是時尚表現。【晉書】史論也是如此。另外，從史論的發展看，史遷陳壽以降，大都極講求音節之鏗鏘鮮明，誦讀上口，駢化趨勢已很明顯。反過來說，駢體的鋪排跌宕，迴轉多變，對於分析複雜多樣的歷史事件，評價功過相間的歷史人物，正有委迤折衷，曲盡其致之妙用。要之，史論的好壞，不主要在文體，而在於歷史觀點的正確程度。這樣來看，【晉書】史論是相當出色的。筆者曾就【晉書】史論評價人物之實事求是、褒貶準確等特色作過探討（【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2期）， 茲就其有關歷史事件、歷史現象評價中表現出的是非觀點和歷史進步性，再作舉例說明。


    例如，西晉的統治為什麼那樣短暫？禍亂不息的原因何在？武帝等紀，后妃、齊王攸、荀勖、賈充、楊駿等傳的史論一再反覆指出，西晉的統治來自所謂禪讓，因而不注意採取措施使老百姓『感而應之，悅而歸之』，所以根基本不深固。在此『新集易動』之基礎上，晉武帝『無久安難拔之慮』，『居治而忘危』，荒淫怠政，寵信後黨，重用賈、楊、荀等奸凶之人，逼死齊王攸，疏遠正直的朝臣，弄得『朝寡純德之人』，正氣不振；貴族統治階級腐化墮落，奢侈無恥，加上其時『政令不恆，賞罰斯濫，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八王傳・序】）。從官場的烏煙瘴氣，政治的是非顛倒，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風氣敗壞，不可救藥。因而『晉道中微，基於是矣』，禍亂之兆，『彰於此焉』，統治危機已隱隱萌生了。而在託付後嗣這樣的大事上，晉武帝卻『建立非所，委寄失才』，『樹立失權，託付非才』，終於引起賈后亂政並導發八王之亂，直接促成了西晉敗亡。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對齊王攸受武帝忌害而死，以致後來八王亂時缺乏一個有威望有資格有能力的宗室大臣來穩定朝政，史論深表惋惜。這是有一定根據的。而對荀勖諸人阿意人主，屢逞奸諂，結黨營私，促成禍亂的行為，史論屢加譴責。尤其對賈充這個『諂諛陋質』的『刀筆常材』，史論認為他並未在統一全國的征戰中建立功勳，僅僅憑了在魏晉嬗遞中『抽戈犯順』殺死魏帝曹髦，才得『濫叨非據』，『身極寵光』；就是這個魏的逆臣，晉的罪人，竟然『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真是『無德而祿』，死有餘辜。這種譴責頗能道出人心憤慨，大概適用於一切幹了壞事而得壽終之權貴。對八王，史論仍然劃分了其間劣跡的重輕差別，指出了有的因軟弱無能（如汝南王亮），有的因性果志銳（如楚王瑋）而被賈后利用，作了犧牲品；有的先舉義旗復逞暴橫（如齊王瑋），不免助長禍亂，害時害己；有的則本性庸劣卻心懷奸慝（如趙王倫），他們肆行纂奪，誅殺無已，促成戰禍升級，是其中最壞的一個類型。總又指出，『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武帝之昏庸舉措，惠帝之愚蠢不堪，是其根由；『然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八王是具體參與並擴大戰亂者。這個分析既有歷史的根由，又有具體的責任，分寸掌握很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