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 光明網 兩晉南北朝史風不良的另一表現，是史家各對本朝夸勝諱敗，對他國去美溢惡。這種風氣，唐初史臣也未能認真加以糾正，而因襲舊史之文，沿用了錯誤的材料和觀點。劉知幾【史通】對此多有揭發，宋人王應麒【困學紀聞】卷１３也舉例說：『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應作貞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他又引據【史通】所論，批評【晉書】取捨不當，前後龜酰熱筆В『晁子（公武）至亦謂晉史叢冗最甚。』表示有同感。
三、【晉書】內容的缺失和編纂方法的不當
【晉書】成於眾手，分工撰錄，缺乏『才、學、識』兼具的優秀史家予以貫統潤色。卒編之際，校閱不細，以致大事漏載者，一事數載，淆亂不清或前後矛盾者，體例安排，人物詮配不當者，所在不少。如西晉初年汲冢書的發現，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在當時就引起轟動。但【晉書】記載其時卻含糊不清。【武帝紀】云在咸寧五年（２７９年），【束皙傳】云在太康二年。先於【晉書】修成的【隋書・經籍志】不知何所據而雲在太康元年（２８０年）。近人朱希祖作【汲冢書考】引張學淇【竹書紀年考證】，順理諸說，以咸寧五年十月盜發汲冢書出；次年，即太康元年報告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命官整理竹書。朱希祖先生不過把眾說加以條貫而已，推測之言，並無確證。汲冢出土竹書及文物一事，去唐未遠，諸家晉史和官方紀錄存者尚眾，如果唐初史官能詳加考定，就不致留下這個疑團了。
史家應注重時間觀念，不可隨意忽略移易。【晉書】則不然，至有漏記年號，以致敘事時間錯亂者。如晉武帝太熙元年四月崩，惠帝即位，改元永熙，第二年改元永平，不三月，又改元元康。此年號行９年，至公元３００年才改元永康。可是【惠帝紀】竟不記元康年號，一直以永平年號記元康年間事。又，公元４０２年，東晉安帝改隆安年號為元興。是年，桓玄舉兵入京師，取消元興，復隆安，旋改大亨，次年仍改元興。【安帝紀】載桓玄入京師，而復隆安，改大亨年號事不見載，這也是不小的疏忽。
【晉書】之文多抄舊史，舊史缺則缺，錯則錯，前後矛盾亦仍舊觀，罕有甄明。如【地理志】本於晉太康三年所修【地記】。太康三年以後之地理沿革，【晉書・地理志】就缺略甚多。江南僑置縣，僅存大概，十六國疆域，則語焉不詳。該志還抄沈約【宋書・地理志】，不加校改，以致南朝宋時地名移於晉代，訛誤甚多。至於敘事前後矛盾，則更為常見。呂思勉先生所著【兩晉南北朝史】，於第五章【東晉中葉形勢】，舉【晉書・簡文帝紀】末段所云『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謝靈運跡其行事，亦以為ｍǎｎ＠① 獻之輩』為例，指出：『【晉書】好博採而辭缺斷制，往往數行之間，自相矛盾，要在知其體例，分別觀之耳。作者意在博採，原不謂其所著皆可信也。』這就道出了【晉書】載事，往往前後龜酰腦因是好博採而不求信實。唐劉知幾也曾批評『皇朝撰【晉史】，多采以為書，……務多為美，聚博為功』的指導思想不對頭。呂先生所論，與劉氏可謂古今同調。
【晉書】義例考求不精，類傳人物有詮次不當之病。如【孝友傳】敘１４人事，孝友言行並不多，大都雜入神怪、夢幻、詭異之事。即使用封建的眼光來看，也大大有損於這些『孝友』人物的示範作用。按有些人物的事跡，當入別的類傳，而敘入『孝友』，類非其倫。如王裒以父王儀為司馬昭所殺，內心不願臣服晉朝，以孝母為名，拒不出仕，實一抗節隱士。另一人物庾，其父生前令他戒酒。父死，庾常醉飲如故。醉後則自杖三十，以處罰自己。其行為頗滑稽，全不類孝友，亦入該傳。這樣做的緣故，可能是作者立傳貪多求廣。類目既立，傳主人數不敷，只得生硬拼湊。
【晉書】的文風也不佳，因襲六朝風習，好事雕飾，華而不實，觀唐太宗所作四篇論即可見一斑。其論文字講對偶，刻意辭藻。此風經唐太宗倡導示範，史臣當然竭力仿效。不唯【晉書】如此，唐初官修史書文風普遍不好。而這種文風又是自魏晉南北朝沿襲下來的。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論道：『自茲以降（指史、漢以後諸史），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一言以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瀰漫重沓，不知所載。』又說：『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鳥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劉氏認為，自司馬遷、班固而下，史家文風愈趨愈劣，到魏晉六朝，至為嚴重，唐初官修史書，未能力矯積弊。我們試讀【晉書】，就會感到劉氏的批評是痛切時弊的。
四、【晉書】質量不高的原因及對它的總評價
以上所舉【晉書】的缺點，在兩晉以下眾多史書中普遍存在，說明是久已流行的風氣。這種風氣的形成，自有其歷史原因。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史學繁榮發展，史家輩出，著作如林。史家嚮慕【史記】、【漢書】，師仿馬、班，在完善紀傳體史書體例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和努力。某些史作，如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等，也還筆力雅健。但與此同時，形式主義的史風在滋長，致使【史記】、【漢書】的體製成為定式。作史又多文之士，好炫文采，不務求實。積習相沿二百餘年，至唐初官修諸史時，不易一下子糾正。加之唐王朝設館修史，由政府聚官書，調集人員，分工撰錄，雖有人負責商定義例，但體式已定，分撰者不過按成式堆砌材料而已。【晉書】作者之一，令狐德筆翹瞥踔名史家，是他最早動議修前代史，【周書】即由他領銜主修。貞觀十五年，又受詔與長孫無忌先後修【五代史志】，又過５年，才有修【晉書】之詔。此時，唐史館已有了修『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經驗，令狐德幣簿貌紋涫攏並且受詔與敬播等人『詳其條例，量加考正』，實有統攝全局的重任。但史館工作，已成一定之規，二、三史家，也難以改弦更張。史館制度建立之初出現的諸種弊端，終封建之世也未能醫治。【晉書】質量不高，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晉書】儘管質量較差，問題不少，但它是唯一的一部兩晉全史，是研究晉史，乃至三國史、南北朝史不可或缺的文獻依據。故在古代史籍中仍占重要地位。兩晉南北朝是我國境內各民族大融合、大發展的重要時期，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上，是一個頗有建樹的時代。在此之前，漢族建立的秦、漢王朝佔據中原，其他少數民族僻處四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與漢族聚居的中原地區差距較大，常常稱藩臣服。東漢、三國時期，北方的匈奴等族時叛時服，內附時候居多。自西晉末年開始，北方少數民族迅速崛起，他們帶着自己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徙入中原地帶，建立政權，和當地漢族人民雜處，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這種融合雖然伴隨着戰爭的痛苦，但從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長河來看，這些戰爭乃是大河奔流，不可避免地夾帶着的風濤。【晉書】較全面地反映了北方各少數民族內徙中原，馳騁疆場所掀起的頗為壯觀的歷史風濤。受到少數部族武裝勢力猛烈衝擊的西晉政權是由腐朽的士族大地主支持的。這個集團忙於淫樂，他們的代表－－西晉開國君臣缺乏經國遠慮，平吳之後，立即陷入各方面勢力明爭暗鬥的矛盾糾葛之中。在維護共同的政治特權方面，西晉王室實行五等爵分封之制，任官則沿用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五等分封帶來的惡果是『八王之亂』；九品中正制的後果是導致官僚集團和士族子弟的驕惰昏庸。【晉書】紀、傳部分反映了西晉初年士族＠② 貴把持朝政，險跛小人用事的政治局面，反映了貴族和士族貪婪、放縱的沒落氣象。這種情況，到東晉初年也未見改觀。強敵壓境，除少數人振作禦侮外，多數官僚貴族依舊不減荒唐，或清談不已，或竟夸豪奢，對國家社會完全抱不負責任態度。【晉書】中相當篇幅的人物傳記描繪了這一群醉生夢死的統治者的心靈和面孔。
魏晉南北朝，儒學衰落，玄學興起，至晉大盛。這是我國思想史上一大變遷。以玄學為中心內容的清談之風盛行於士大夫階層，大多數清談家優遊自恣，放浪形骸，有的甚至蔑棄禮法，提出『去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觀王衍、樂廣、嵇康、阮籍等人傳，可以概見此種士風。玄學思潮衝擊名教觀念，對發展思辨哲學有積極意義，但清談誤國也是事實。清談家從消極方面發展老莊人生哲學，對國家和社會抱不負責任態度。【晉書】的記載給人留下了士風頹廢以至於動搖國本的歷史教訓。
總之，我們對【晉書】的評價應該一分為二：一方面，它在編纂方法和編纂思想上存在着明顯的缺點，質量無法與【史記】、【漢書】及其他優秀史書相比；另一方面，它以較為豐富的材料，反映了兩晉時代的歷史面貌和存在的主要社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史鑑』的作用，則應予以肯定。 (作者：王天順 )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 原字赫改赤為報去
＠② 原字勛下加灬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