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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5、宦官之廢
東漢、中晚唐、明朝這幾個歷史上宦官最猖獗的朝代，有一個共同特點：宦官之所以普遍持久地受重用，都是因為皇帝要對付統治階級內部另一股難以操縱的勢力――在東漢是外戚，在中晚唐是『安史之亂』後的節度使（實際是武將），在明朝則是無法徹底削弱的相權及文官政府。
前兩者的禍害一目了然，倒是明朝主要由文官組成的朝廷是否對皇帝構成威脅令人懷疑。事實上明代能與皇帝處於對立狀態的，除了四個造反的藩王之外，就得數文官政府了。皇帝並不能完全控制朝廷，全體文官經常跪在紫禁城外向皇帝『請願』，事實上這種『請願』可以理解為『示威』。比如嘉靖年間的『大禮儀』事件，和萬曆皇帝試圖更換太子等政治動盪，使皇帝對文官政府的信任受到嚴重傷害，後者實際上對皇帝構成了一定的制約，尤其是在涉及皇位繼承方面。有些皇帝竟以不辦理奏章來發泄對文官政府的怨氣。祟禎初繼位時排斥宦官，但不久因文官政府黨派之爭愈演愈烈，遂對文官失去信任，復用宦官。崇禎曾說『諸臣若實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輩（指宦官）。』［62］
古代人並不是不記得前朝的教訓，明朝為害最大的宦官魏忠賢初露頭角時，就有人給皇帝上疏，指出『魏忠賢可能成為第二個趙高』［63］。問題是，如果沒有宦官這個『太上內閣』制約文官『內閣』，皇帝可能失去對朝廷的控制，南宋『權相』疊出就是證明。由於宦官到底不能正式充當各級官員，不能徹底取代文官，宦官與文官互相制約，誰也不能『一支獨大』，皇帝則居中調節，左右逢源，大權在握。
當然，明朝比中晚唐、東漢還是有一些前進。『魏忠賢不像第二次宦官時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終沒有取得軍權，對他來說，這是一個致命傷。』［64］使他在祟禎繼位後兩個月就被剷除。
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個規律是，如果某一集團在某一朝代為害甚巨，那麼該集團在緊隨其後的朝代中必被壓抑。這是統治階級『吃一塹，長一智』的必然結果。如前所述，滿清設立內務府以取代前明龐大的為皇帝提供生活服務的宦官機構；以密折制代替前明主要由宦官掌握的特務機構（東廠、西廠、錦衣衛）；設立軍機處以架空內閣，消解相權，同時也取代了前明給皇帝提供秘書服務、後來權勢極大的司禮太監……。這些措施的實施，從這個角度看，就如同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們吸取前朝教訓後的必然反應一樣,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至於宦官為害是否能從此徹底杜絕，如果滿清之後還有一個君主制王朝會不會死灰復燃？那就和對付所有類似宦官的做亂勢力一樣，不是靠幾個皇帝頒佈幾道聖旨就能解決問題的。（如果君主制的弊端這麼容易就能解決，中國早就長治久安了。）
宦官原是古代最卑賤之人，所以能作威作福，起初當然是仰仗君主授予的權力。君主們依靠宦官辦的事越大，授予他們的權力才會越大；如果只需要他們打掃衛生，何必授予軍國大權？因此雖然個別宦官由於君主的寵信狐假虎威在所難免，但若能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背後必有不得不如此之原因。如上分析，東漢、中晚唐和明朝的君主們正是為了制衡外戚、武將、文官這些單憑自己難以對付的勢力，才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親信，而朝夕相處的宦官當然成為最重要的人選。至於是否會養虎為患，尾大不掉，以至於禍國殃民，都只能是退居其次的考慮了。因此，將宦官勢力永遠清除出政治舞台的前提是――君主不再受到統治階級內部其它勢力的威脅，只有那時君主才不需要依靠宦官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才不會授予他們大權。
之所以說滿清基本達到了清除宦官勢力的目的，正是因為中國的君主製發展到清朝時，歷史上曾經對君主構成威脅的各種勢力，經過幾千年的反覆打擊，有的早已灰飛煙滅（如同東漢的世家大族），有的權力被大大分散（如同唐朝的地方大員節度使），有的權力被基本取消（如同明朝的內閣）……，基本上不再對君主構成威脅。在此基礎上，滿清統治者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給宦官勢力以最後一擊。
歷史看似在這裏邁出了一大步，其實真正由滿清完成的只是一小步而已。因為政權內部的權力分配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分工』，從肉體上消滅一批扮演某個分工角色的人容易，但改變任何一種社會分工結構都絕對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任何一種政治角色都得反覆若干次才能最終退出歷史舞台――歷史沒有飛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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