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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此後歷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封藩――撤藩――再封藩――再撤藩』的惡性循環。概因沒有藩王『屏障王室』，則中央政權易被篡奪，正所謂『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親之助』[16]，孤立易敗；封藩，則藩王與皇帝互不相容，兩難選擇竟是無解。
如：曹魏之被司馬氏篡奪，與西晉『八王之亂』；北周之被楊堅篡奪，與隋之漢王楊諒叛亂；
南北朝時期各國實行宗室諸王『入輔朝政，出鎮方面』的『皇帝――宗王』聯合執政模式，皇室內訌與改朝換代也就如走馬燈。
唐初李世民兄弟拉幫結派，各擁武裝，終於導致『玄武門之變』。其後宗室便不再擁有實權，不久卻遇上武則天專權，李唐宗室重演始皇子孫一幕，屠戮殆盡。
朱元璋認為『委任權臣，上下蒙蔽』[17]是元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於是明明白白授予藩王『除奸』重任：一旦『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告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18]。明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反，檄數瑾（指當權太監劉瑾）罪。瑾始懼，匿其檄』[19]。後有人『出（安化王）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負我。」』[20]於是殺了劉瑾。看來朱元璋的苦心還是得到了一些回報，只是有明一代竟先後有四王造反，代價有些過於大了。
藩王之亂同樣存在於由少數民族主導建立的王朝。這些王朝一般剛剛脫胎于氏族部落聯盟社會，傳統勢力影響很大，在剛興起時，實行的是部落聯盟議事會（即貴族大會）推舉君主的制度。由於這個制度容易引起貴族們爭奪皇位的動亂，在漢族固定順序繼承法的影響下，逐步向預立太子和嫡長繼承制過渡。但由於貴族王公仍然保留了相當大的權力和獨立性，對中央的威脅始終存在，使少數民族王朝的君權繼承較漢族政權更加不穩定。比如在西夏、遼、金、元，藩王叛亂經常發生，尤其是遼，『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21]
3、外戚與女後
歷代皇帝早死或不育者甚多，幼帝繼位遂成常事。
成年太子要想順利繼承最高權力都不保險，何況小兒？後者多了一個成年後如何從攝政者手裏接管大權的難題。不管這個人是女後、外戚、還是顧命大臣、宦官，只要他是人，明明已嘗到大權在握的滋味，享受到了無上的榮華富貴，如何能心甘情願拱手相讓？只要有一點野心，具備一些條件，也不管自己有沒有那個本事，都要試一試。即使母子之親，有時也被權力扭曲到你死我活。
攝政者的人選裏，宗室雖然是至親，可能性卻最小。因為他們最有可能趁機取而代之，君主對他們的戒備一般也最深。
與幼帝血緣關係最密切的女後成為輔政的第一人選。『從秦昭王母羋太后「始攝政事」起，西漢有呂、竇、傅、王等很有權力的母后，東漢「臨朝者六後」。以後又有西晉惠帝皇后賈南風、北魏文成帝皇后馮氏、北齊武明皇后婁氏等有名的臨朝稱制的母后』[22]，以至於武則天、慈禧，就更不用說了。
『垂簾聽政』並不是一種令人放心的好辦法，之所以能沿用兩千年，還是因為別無選擇――如果連母親都不可靠，還能信任誰呢？但是這種君權過渡方式在頭一千年裏卻是經常失敗的，原因也簡單，母親們雖然多數值得信賴，但姥爺、舅舅們就不那麼可靠了。
從漢至唐，女後臨朝則戚黨專政。概因女後疑忌外臣，凡事委託父兄。外戚一旦被委以重任，必然要向前朝掌權的集團（重臣、宗室、宦官、其他外戚）展開激烈的奪權鬥爭，『往往採取送嫁新寵、擁立幼主、弒君換帝甚至篡位等手段以自固』[23]。一言以蔽之，最高統治階級內部有一個集團掌權，其它幾個集團就必須被壓下去。外戚既以奪權為首要目標，必把趨炎附勢之徒引為同黨，把不肯賣身投靠的梗直良臣視為異類。況且外戚以裙帶關係掌權，才能操守皆難堪重任。
外戚為害，東漢最烈。【後漢書・皇后紀】載：『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十三世皇帝中，『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幕，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指後黨專立幼帝以便控制），抑明賢以專其威。』『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駕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離亂……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24]東漢之外，西漢初有諸呂做亂，繼有霍氏、上官氏專政、末有王莽改朝換代。隋乃北周外戚楊堅篡立。初唐有女後武則天及諸武做亂，盛唐由楊貴妃兄妹而中衰。南宋在賈貴妃之弟賈似道手中覆滅。
自宋而後，外戚參政受到嚴格限制，大部分時間杜絕了戚黨之禍。不過，與其說是因為在制度上做出了嚴格的規定，不如說是前朝的慘痛教訓使統治階級受到強烈的震撼，所以時間一久，印象逐漸淡忘，便又死灰復燃。南宋中後期外戚重又干政，先後出了幾個外戚出身的權相：韓麟小⒍〖筧、賈似道，尤其是賈貴妃之弟賈似道，是導致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不僅漢族政權，與宋同期的『夏、遼、金、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太后長期臨朝執政和皇后預政。……太后臨朝幾乎成為這四個少數民族政權不成文的慣例。這除了有一些偶然的原因（如皇帝年幼、有病等）之外，還有政治和社會習俗等方面的原因。在政治上，母舅家族的勢力在政權中佔有重要地位，……在風俗習慣上這四個少數民族的婦女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不必如漢族婦女那樣屈從於三從四德。……這種傳統習俗和對婦女的尊重，也是太后臨朝的重要原因之一』[25]。由於不能對外戚參政進行限制，這四國不同程度地經受了『外戚之禍』，而以西夏受害最深。
立儲之困局、封藩撤藩的輪迴、再加上女後外戚之禍，仿佛印證了一句古老的格言：最親近的人，往往是最致命的人。可惜君主制下有太多這樣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伴隨着王朝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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