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 中華歷史網 稍後，也許可以作為清史研究開始出現轉機的一個標誌，是一批頗多學術成就的清史專家的湧現，如鄭天挺、傅衣凌、王鍾翰、戴逸等。他們既有紮實的傳統史學功底，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掌握了唯物史觀，從而把清史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不論是觀點方法，還是研究視野，都為今天的研究起着先驅者的作用。
清史研究取得初步的繁榮，無疑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20年來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無論理論方法，還是研究領域；無論數量，還是質量；無論廣度，還是深度；無論文獻的發掘整理，還是綜合研究的成果；無論研究條件的改善，還是年輕人材的培養，都超過了以往數十年的總和。清史研究處於更加有組織的狀態，僅全國性的或國際的清史學術討論會，就連續舉行了八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撰寫的清代通史，如兩卷本的【簡明清史】和10卷本的【清代全史】，先後問世。幾乎囊括清代重要歷史人物的【清代人物傳稿】，計劃寫20卷，已出18卷。【清史編年】從順治到乾隆已出版了5卷，其餘各卷也已陸續定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型檔案歷史文獻的整理出版，如【康熙起居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匯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匯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以及乾隆等朝的【上諭檔】等，為清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提供了珍貴的史料，意義極大。至於發表的學術專著和論文，就更是難以數計的了。
如果說回顧既往是令人鼓舞的話，那麼，面臨着即將到來的新的世紀，要使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績，達到新的水平，開創新的局面，也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地思考。例如，要進一步加強史學理論的研究。缺乏對理性思辨的興趣和熱情，沒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就會極大地限制對歷史現象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使自己的研究局限於對歷史事實的羅列和排比上。要更多地關注社會，關注現實。如前所述，由於這一歷史時期本身的特殊性，清史研究在這一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應該利用這個優勢，充分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要進一步端正學風，努力抵制心浮氣躁、急功近利、譁眾取寵、墨守成規等不良風氣的侵襲，提倡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不斷鑽研、求實、創新、向上的優良學風』。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強調提出的，就是由於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一步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鴉片戰爭以前的歷史，歸入中國古代史的範圍，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歸入中國近代史的範圍。這完全是正確的和合理的。但是由此形成了一個習慣，就是清史研究者常常把鴉片戰爭以後的晚清史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視野之外。甚至道光一朝，搞清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前20年，對道光朝的後10年則不予顧及；搞近代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後10年，對前20年的情況則不甚了了。這種機械割裂的辦法，顯然極大地阻礙了清史學科的建設。作為清史研究來說，應該全面地、完整地對從清朝開國到王朝覆亡的歷史作出系統的認識和說明。事實上，研究近代社會，如果不了解清前期歷史，就會對很多問題弄不清來龍去脈；研究清史，如果不把後期清史包括在內，就猶如魯迅所說的『斷尾巴蜻蜓』，說不清事物的發展變化。所以，使清史從清前期歷史的狹隘領域內走出來，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貫通前後的清代通史，應該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任務。(作者：李文海)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