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1）

  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進入21世紀，唐宋史學界不約而同的認識到，打通唐宋斷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徑，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紀有影響的『唐宋變革』論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故受到國內學者們的關注。但是，何謂唐宋變革？唐宋變革論的首倡者是誰？唐宋變革期的起始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唐宋社會性質等等，迄今仍有很大爭議。縱觀20世紀以來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著，就會發現有很多問題是因缺乏學術史的梳理，才導致眾說紛紜現象的出現。所以搞清唐宋變革論的由來和發展對於打通唐宋斷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觀評價唐宋之際社會變革的歷史意義很有必要。


    實際上對於唐宋之際社會變革的討論有兩條主線索，一是從南宋以來迄20世紀中國本土學者對唐宋之際或之間社會變動的認識；一是20世紀初葉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先生提出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始而後演化成為『唐宋變革論』。這兩條線索在20世紀國內唐宋史研究領域基本是涇渭分明，只是進入20世紀後『唐宋變革』才與唐宋變動或變化相混淆，兩條線索才綰結在一起出現泛化的傾向。下面就這兩條線索的由來和發展變化分成四個方面進行簡要梳理。


    一、南宋以來中國學者對唐宋之際歷史變動的認識


    依據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劃分歷史階段是歷史學科的一項重要任務。台灣【中國通史論文選】的編輯者說的好『歷史的最大特性就是「變」，研究歷史就是要明了它的變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說明其變化真相。歷史分期的目的即在於幫助我們找出歷史的變點，進一步觀察它的質變和量變，從而了解各時代的特性。』[1]『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動時期。對於這種變動從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並提出了很有見地的看法。鄭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稱：『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這段名言言簡意賅，不是枝枝節節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論。[2]南宋末年文天祥亦曾感概：『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為重，近世此事寢廢，予每為之浩嘆。』『族譜P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蘇軾）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3]從文天祥的語氣來看，在這裏所講的『中世』顯系指的即是唐中葉時社會發生了巨變。明朝人陳邦瞻更是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來看待唐宋之際的大變動，而且把中國歷史分作三個階段。他在【宋史紀事本末・序】中說『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G其極也。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4]不論是南宋學者敏銳的觀察到唐宋之際的大變動，還是明代陳邦瞻的中國歷史三階段說都是『本土』學者的獨立思考，或者說是地道的中國式的『歷史分期』。


    1840年以後隨着西學東漸，對中國歷史發展脈絡的分期則不能不打上西學的『歷史分期』方法的烙印。西學的歷史分期方法對中國歷史學的影響較大的有兩種。一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按『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劃分歷史的方法。1917年，傅斯年先生說：『西洋歷史之分期，所謂「上世」、「中世」、「近世」者，與夫三世者，所謂（Subdivisions）在今日已為定論。雖史家著書，小有出入，大體固無殊也。……日本桑原騭藏【東洋史要】（後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說以分中國歷史為四期。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見有變更其綱者。』 可見20世紀初期西學分期方法在國內影響甚巨。但對於照搬西洋歷史分期法而不顧中國歷史發展實際的做法，也引起有識之士的批評而提出新的分期方案。首先，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騭藏以漢族盛衰對中國歷史的分期。桑原騭藏分中國歷史為四期：『一曰上古，斷至秦皇一統，稱之為漢族締造時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統至唐亡，稱之為漢族極盛時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四曰近世，括滿清一代為言，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傅斯年以為『所謂漢族最盛時代、蒙古族最盛時代，歐人東漸時代者，皆遠東歷史之分期法，非中國歷史之分期法。』因而他以漢族之變化與升降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標準，將中國歷史分為四期。


    上世：從周平王元年以前至南北朝陳禎明三年，其間又分為四期；


    中世：起隋開皇九年至南宋祥興二年，其間又分為二期；


    近世：起南宋祥興二年至晚清宣統三年，其間又分為三期；


    現世：民國建元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