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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讀書報 以上三篇文獻，曹勛的【進前十事札子】、【北狩見聞錄】最早記載此事，陸游的【避暑漫抄】記錄得最完整。曹勛只說有誓約，陸游則說誓約刻於碑上，還提到曹勛帶回來徽宗寄語，可證陸游所引的【秘史】晚於曹勛寫的兩文。『誓詞三行』實則兩句，究竟『柴氏子孫』一句緊要，還是『士大夫』一句緊要呢？清代學者袁棟指出：『雖有三語，其實止一語也。末行是總束語，中行是陪襯語，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於小兒，原有歉於隱微，故為是誓碑，而其忠厚處實過於六朝五代遠矣，宜其享國久長哉。』(【書隱叢說】卷6『宋祖誓碑』條)後世議論『宋太祖誓碑』，倒是多以『不殺士大夫』為中心，也很少涉及到用不用宦官之事。
誓碑『本來』刻於建隆三年(962)，那時趙匡胤剛剛立國不久，但為什麼將近160年後，人們才『開始』知道它呢？僅僅是因為保密措施做得好嗎？有學者認為：徽宗作惡多端，為了彌補罪過，於是編造了這個故事；也可能是曹勛杜撰出來的，目的是讓趙構合法地繼承皇位。這些學者還以北宋殺了很多文人，斷定『宋太祖誓碑』根本不存在，純屬子虛烏有。最近，筆者在【學術月刊】2010年第10期發表【『宋太祖誓碑』的文獻地圖】一文，裒輯了七條南宋時期的直接證明材料，還發現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及元修【宋史】兼含直接、間接證明材料的雙重屬性，所以認定『宋太祖誓碑』存在的可能性遠遠大於不存在的可能性。
退一步，跟是否刻過那塊高七八尺、闊四尺余的誓碑相比，誓約主張『不殺士大夫』才是關鍵，因為它實實在在造成了眾所周知的『趙宋家法』。邵雍有句『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並自註：『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以據天下，在即位後；三事，未嘗殺一無罪；四事，百年方四葉；五事，百年無腹心患。』(【擊壤集】卷15【觀盛化吟】之二)小程亦云：『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二程遺書】卷15【伊川先生語一】)邵雍、小程是北宋人，當時誰也不知道有『宋太祖誓碑』這回事，但他們何以都說本朝得以超越古今，『不殺士大夫』是個重要原因呢？！
『宋太祖誓碑』流傳開來以後，影響深遠。王夫之說過：『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宋論】卷1【太祖】)顧炎武寫道：『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於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為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為國者並當取以為戒。』(【日知錄】卷15『宋朝家法』條)
張蔭麟前面那篇文章指出：『太祖不殺大臣及言官之密約所造成之家法，於有宋一代歷史影響甚鉅。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張橫，朝議之囂雜，主勢之降殺，國是之搖盪，而荊公所以致慨於「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變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遠因矣。此就惡影響言也。若就善影響言，則宋朝之優禮大臣言官實養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實啟發其對於個人人格尊嚴之認識。此則北宋理學或道學之精神基礎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榮，理學昌盛，成就了漢唐之後又一個思想文化高峯，這跟 『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殺士大夫』的制度設計是密不可分的。
趙普是輔佐趙匡胤拿下江山的開國元勛，相傳他說過兩句名言：一句是『半部【論語】治天下』(李衡撰、龔昱編【樂C語錄】卷5)，另一句是『道理最大』(沈括【續筆談十一篇】)。趙普的兩句話，加上趙匡胤的『不殺士大夫』，君臣兩人說的這三句話對兩宋道學的興起與發展產生過作用嗎？如果產生過，這種作用能否從制度層面來界定呢？如果能，又如何界定呢？筆者以為，倘若歷史―思想史進路解答好了這些問題，既讓抽象的格言『下鄉』到歷史中間，又讓具體的故事『上山』到思想高度，未來的宋學研究定將長足進展。
作者：楊海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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