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國學大師之道：陳寅恪的學問與為人（一）

  來源: 鳳凰網

父親陳三立不要孩子應科考、求功名，在陳寅恪13歲時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聞強記，打下堅實舊學基礎的陳寅恪，因此並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後來陳寅恪因病從日本回國，考入復旦公學，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學堂，相當於現在的高中。陳寅恪成績優秀，掌握了德語、法語。兩年後的1909年，陳寅恪畢業，他帶着復旦公學的文憑，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張文憑，登上了去西洋的輪船。父親陳三立趕到上海，送別陳寅恪。他把父輩兩代人變法圖強的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
陳寅恪一輩子以家族為榮，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終生背負着家、國的使命。他輾轉遊學13年，從德國到瑞士、後又去法國、美國，最後再回到德國。他學物理、數學，也讀【資本論】。13年裏，他總共學習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萊文等22種語言。
陳寅恪在德國讀書，都沒有要學分。人家上課他跑去聽，聽了做筆記，他自己註冊的是印度學系，他就在那兒自己讀書，沒事去聽課，完全是一種文人求學，有點像中國傳統的遊學。陳寅恪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不求博士文憑的陳寅恪，卻形成了自己寬闊的學術視野。
13年的遊學，陳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學術中發現了什麼？他在自己的發現中又確立了怎樣的專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學，但沒想到的是，他從西方帶回來的竟是東方學。
陳寅恪發現，在世界學術中，中國文化的地位很高，跟當時中國地位低下的現實完全相反，跟國內批判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樣。他後來明確主張中國學術應『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就是以這樣一種感受作為基礎的。
開闢國學研究新領域
陳寅恪有着深厚的國學根底，也接受了嚴格的西學訓練，但他從不滿足，僅梵文一項，就先後學了10年。當時中國學術正處在逐漸走向國際學界這樣一個轉軌的時候，在清華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啓超、王國維的鼎力支持下，陳寅恪為中國學術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對不同民族語文與歷史的比較研究。
每逢上課，陳寅恪總是抱着很多書，吃力地走進教室。他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是用黃布包着書來的；而講其他的課程，他帶來的書則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講課旁徵博引，只要是從國學院畢業的學生，都成了後來的大家。其中有語言學家王力、敦煌學家姜亮夫、歷史學家謝國楨、考古學家徐中舒、文獻學家蔣天樞等等。
1932年夏，清華大學中文系招收新生。陳寅恪應系主任之邀出考題。不料他出的題目非常簡單。考題除了一篇命題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對個對子，而對子的上聯，又僅有三個字:『孫行者』。陳寅恪擬定的標準答案是『王引之』、『祖沖之』。一個名叫周祖謨的考生，給『孫行者』對出的下聯是『胡適之』，用的是當時最時髦的人物胡適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陳寅恪的預料。
用『對對子』這樣的文字遊戲，來作為堂堂清華大學的招生試題，當時很多人還是難以理解，也有人誤以為這是以舊學的看家本領向新文化挑戰。其實，陳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當時很多學者都並不清楚真正的中國語文的特色在什麼地方，陳寅恪覺得用對對子這個方法，其實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中國傳統語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歐語系的區別在哪裏。陳寅恪關注的是漢語的文化特徵和世界地位，對民族傳統語文充滿自信。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峯
就在這個時候，陳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學界通稱的『中古史』。這是陳寅恪第一次學術轉向，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與抗戰有關。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父親陳三立這時已85歲了，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軍抗戰時，夢裏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開始絕食了。五天後，陳三立死了。
為父親守靈的那些晚上，陳寅恪久久地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發。這時，陳寅恪由於高度近視，又用眼過度，右眼視網膜剝離，已經看不清東西了。醫生告訴他需要手術，但做了手術就需要相當時間的休養。陳寅恪最終選擇了不做手術，就是說，為了離開淪陷區，他放棄了復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