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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文摘 比方說，人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歷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闢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是把歷史作為現實的一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鑑，既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繫和區別：因有聯繫，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見，拒絕歷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麼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採、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係，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衝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歷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湧澎湃沖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準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 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準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留給後人許多啟示；這些啟示大多同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結合在一起，這是【史記】之所以受到後人傳誦、崇敬的主要原因。這裏所舉出的三個方面的啟示，着重於人們為什麼要重視歷史、認識歷史、記住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歷史演進的法則何在，在歷史演進中人應當有什麼作為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在司馬遷時代，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就是在當今，也仍然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總起來說，任何時代的人們，在認識與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係上，在對待史學與社會及人生的關係上，都可以從【史記】中得到必要的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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