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思和先生的會通之學

  來源: 光明日報

齊思和先生是我國20世紀的著名史學家，是世界中古史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學識淵博，貫通中西古今，尤精研先秦史、晚清學術思想史、乾嘉考據學和世界中古史等。他又深得歷史理論之要旨，融會中西、縱橫古今，多所發明。
齊先生注重比較研究的方法，提出要『將古代史與近、現代史，中國史與外國史聯繫起來
，進行比較』。但他的這種中西比較、互證的方法，並不是『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比較』，而是有其嚴格的規定。他要求會通之學的通，要建立在專的基礎之上。首先要有窄而深的專題研究，然後才可能有各學科之專家；集各專家研究之成果，才可能做到通，才可以編寫通史。他指出，梁啓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影響很大。但梁氏關於西方史學的知識，不過是依據幾本中、日譯成的教科書，這些通俗教科書，不能代表西方史學研究之理論與方法。所以，梁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學是建立在專題研究基礎之上的，而號召天下研究整個的通史。用這種方法來治史，是不會有成績的。齊先生會通之學的通，也不是把不同的事物做簡單的排比，而是研究其共同的規律。他在『周代錫命禮考』中說：『人類文化之發展，雖遲速不同，質文各異。然所循之途徑，則大致相同。』所以，把西洋封建制度和中國的封建制度相比較，則犖犖大端，並無二致。齊先生運用其會通之學，做中西古今之互證與互較，得出許多創見，試舉一二，以明其博大精深：
1.關於封建制度的研究。齊先生著『周代錫命禮考』，即首先舉西方封建制中臣服禮、宣誓效忠禮等，以與之對照，說明二者之相似。『孟子井田說辯』，則應用西方莊園制度，說明井田雖然是孟子的理想，當亦有所依據，並非完全憑空杜撰。他1935年在哈佛寫的博士論文，『春秋時期中國的封建制度』，主要講封土製、國家形態、經濟社會狀況等，頗有後來布洛赫【封建社會】一書之氣勢。在該書中西封建之比較中，齊先生說，中西封建制度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如宗教，中國就沒有西歐那樣強有力的天主教會，不過西方天主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羅馬教廷統治下的中央集權組織、永久和平理念等，亦與封建制不合，經過多年的調整，教會始得適應於封建。而中國的宗教則並不構成對封建之妨礙，政治統治和宗教祭祀之職，統一於王、公、卿大夫之一身，故其權力更為強大；關於再分封，則中國的宗法制度既是一個祖先祭祀制，也是再分封制，如此使整個帝國轉化成為一個大家族。而歐洲的再分封制則領主來源多種多樣，雖然有長子繼承制，可是其他次子則多得到修道院生活。所以中國的封建制比之西歐的封建制更有系統，組織更完善。
2.齊先生關於史學理論和史學史之研究，更顯示其中西會通、中西互證之學問。目前出版的先生於1936年在北平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講授的【史學概論講義】，就是一部融會中西史學的大著，今日尤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還寫過不少有關論文。早在1929年，他就寫出『先秦歷史哲學管窺』，用西方歷史哲學之方法，勾勒出中國先秦豐富的歷史哲學內容。他比較中西史學，以為中國古代史學最為發達，廣博豐富、包羅萬象，二十四史是知識的海洋，文化的總匯；而歐洲的史學，直到18世紀，仍然是以政治、軍事史為主，19世紀方才有了經濟、文化等內容。到了現代，我們的史學就落後了，所以要吸收西史之長，改造國史。他在論述晚清學術時曾說，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乃是一政治運動，政治運動過去，其書已經無人問津。可是今日一些漢學家，還在那裏批駁康梁，以顯示其方法的細密，其實這一派的學說在中國早已過去了。又說，晚清我國之翻譯運動，嚴復譯【天演論】等，林琴南譯小說，均是學術名著，所以在社會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可是世界史的翻譯，只是一些教科書，沒有一本一流著作，使我們只略知西洋的史事，而不知西洋的史學，只有教育作用，而無學術價值。這些意見，今日仍然值得我們注意。而只有會通，才能提出如此深刻的意見來。
齊先生晚年寫成『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活動』，後來有人對該文提出意見，即西遷地點的確切位置問題。但齊先生此文本意，在於證明歐洲史上的匈人即匈奴。這是先生又一會通之作。他計劃寫一部民族大遷徙的歷史，從中國匈奴的西遷一直寫到日爾曼人的遷徙。而匈奴人的遷徙，在此最為重要。先生認為，北匈奴的活動，中國有許多的記載，而匈奴進入歐洲的活動，見於羅馬歷史家的記載，中西文獻的記載是互相銜接的。可是許多西方學者不承認匈人即匈奴，實為割斷歷史。他的努力，就在於要證明中西記載之連接，證明中西歷史之相互影響。可惜他晚年體弱多病，這一宏願未能實現。
先生一生謙恭和藹，平易近人，從不疾言厲色。舍讀書、教書、著書外，別無他求。他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中國的歷史學事業，建立了卓越的功績。今謹以此文，紀念先生百年冥誕。
作者：馬克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