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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騰訊網 伏爾泰曾說：『向老百姓徵稅吧，他們沒有錢，但是人數眾多』。這話不但適合18世紀的法國，也適合整個兒的中國皇權社會。
自秦始皇到晚清，百姓賦稅負擔大致呈上升趨勢，其因無非中央集權的加強、官僚陣容的擴大、經濟技術的進步以及收稅手段的發展。通常而言，若非戰爭時期或割據時期，王朝的賦稅還算有規律可循，有規矩可依。但一到末世或亂世，賦稅徵收就像布朗運動，恣意妄為，上下其手。譬如五代十國間，就搞出了『拔釘錢』、『渠伊錢』、『捋須錢』等荒謬到無恥、凌虐且惡搞的賦稅名目。
宋州節度使趙在禮，貪墨刻毒，百姓深惡之。有日，坊間突傳他將被朝廷調走的消息，於是全州人民興奮不已，奔走呼告：『我們的眼中釘就要拔掉啦！哦也！』誰知這廝精通危機公關，手眼通天，又獲准留任。為報復民間視他為『眼中釘』，趙在禮下令每戶加征『拔釘錢』一千文，以安慰自己受傷的小心臟。僅此一項，當年他就多搜颳了數百萬文！不過這廝未得善終，契丹打進汴京，他想去投誠，沒被人待見，就在旅舍自殺或者被自殺了。
同期還有個叫張崇的廬州觀察使，也是橫徵暴斂的狠角色。有次他去揚州朝見出巡的皇帝，廬州百姓以為他改任了，就打開酒罈搞慶祝派對，嘉年華上有歌手演唱【你快回來】，還被憤怒的群眾痛打了一頓。百姓們都說，『渠伊』（古代的第三人稱代詞，相當於現在北方話裏的『丫』）走了就別回來了。誰料想，不久張崇就回到廬州，手下報告輿情，他勃然大怒，立即宣佈按人頭徵收『渠伊錢』，以懲戒這些跟他感情破裂了的刁民！
過了些日子，張崇又被召入朝，坊間盛傳他將被罷官。這次老百姓吃一塹長一智，沒有大張旗鼓地慶祝，可內心深處的喜悅畢竟遮攔不住，就在路上見面時，用手捋鬍鬚表示開心，沒鬍子的就摸摸喉結。倒霉的是，張崇不但沒被罷官，還再次懲戒刁民，按男子人頭徵收『捋須錢』。
上述個案，恰可印證中國皇權社會賦稅與近代西方賦稅的不同。亞當斯密曾歸納兩條最重要的賦稅法則：1、公民應當在國家的保護下，將所獲收入的一部分交給政府，以支持政府；2、每個人向國家繳納的稅額是一定的，但不是專斷的。然而，中國皇權社會的老百姓所繳納的賦稅，不只是不一定的，而且是專斷的。也就是說，在賦稅方面，百姓完全沒有跟政府的談判權，就像綿羊與牧羊人一樣，綿羊要被捲去多少毛，完全取決於牧羊人。因此，與西方近代的納稅人是在法律上平等自由的公民不同，中國皇權社會的納稅人只是隸屬於帝王或帝王代言人的編戶齊民。
更可悲的是，現代政治學認為，稅收在本質上是公平、安全、秩序、福利等公共產品的價格，現代意義上的稅，是國民向國家機構購買公共服務的契約。這有兩層意思，一是國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公共服務，二是國民可以參與公共服務的定價。但對皇權社會的黎民而言，他們雖然繳納了大量不公平、不確定的賦稅，卻很難享受到確定的、公平的公共產品。譬如養老、應對天災人禍等，都得靠自己。現代納稅人擁有權利、責任與義務，皇權社會中的他們只能承擔責任，完成義務，卻很難擁有對應權利。學者杜樹章因此發明了『暴力潛能租金』的概念以解釋皇權社會下的賦稅―――其實質是為避免王朝動用國家暴力機器傷害自己而支付的費用，這跟向黑社會繳納保護費沒什麼大不同，都是對暴力要素而非生產要素的報酬，且是在被脅迫狀態下、非自由不對等的租金。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稅權完全成為皇權的一個組成部分，造就了異常強大的皇權國家，支撐並連通着這個龐然大物中的行政官僚、軍隊、國家經濟、文化積累等各個領域的制度建構。統治者可以輕易地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無限度地加重國民賦稅負擔，國民對此則很難有異議權利和博弈能力。承擔賦稅，即是一切國民―――更準確的說法是子民―――對絕對統治權力的效命與服從。
由此而演成的，則是權力意義上的『大政府』與責任意義上的『小政府』。一方面，皇權以及其執行者官僚系統的權力，無限膨脹，無遠弗屆，『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另一方面，政權的責任卻輕描淡寫，敷衍塞責，『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秦暉說得不錯，所謂『國權不下縣』，其實是『國責不下縣』。
不過，老百姓也不是全無辦法，他們仍有機會投票改變這一切，即使這改變只是暫時的。怎麼投票？斬木揭竿就是他們的選票，攻城略地就是他們的唱票。中國歷史上，每隔最多兩百年就會爆發大規模的、甚至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而在王朝統治內的農民起義，其爆發間歇很多時候只有幾十年。
這在世界史範圍內也是獨一無二的。學者張宏傑發現，西歐從8世紀到16世紀，800年間幾十個國家加一起只有7、8次夠規模的農民起義，而且沒有一起推翻了王朝。
更多學者（如金觀濤、劉澤華等）則指出，皇權國家徵收超額的賦稅、徭役是社會動盪乃至王朝傾覆的主要原因。在王朝初期，稅負較低，主要由田賦和人頭稅等國家可控部分構成，但到了王朝中後期，官僚機構日益膨脹，國家開支不斷增大（學者侯家駒概括為宗廟、陵寢、宗室、蔭子四種財政支出），加上吏治腐敗，使得賦稅和徭役不斷加重，最終將農民推向飢餓死亡的邊緣，導致他們鋌而走險，武裝對抗王朝。為平叛，王朝不能不籌集大量軍費，而這將進一步加重剩餘農民的負擔，由此王朝進入惡性循環，終於全面崩潰。這一規律，也被稱作『王朝中期賦稅暴增律』與『王朝後期定勢』。幾千年中國王朝的治亂循環，大多可以由此窺破個中秘密。
讓我們再放寬下視野。在大洋波岸的1689年，英格蘭誕生了【權利法案】，規定國王不經議會允許，不得徵稅，也不得維持軍隊。這是人類制度文明的一個裏程碑。因為稅不僅涉及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更體現出人與人、集團與集團之間利益分歧的解決方式，也揭示出有組織的政府暴力是否有所制約，又最終歸於何處等等至為重要的國家―社會―個人的關係。有學者認為，【權利法案】的出現，標誌着人類第一個民主憲政國家誕生。信然！
遺憾的是，在數千年的皇權中國，沒有產生過任何一個近似【權利法案】的律或例，這實在令人沮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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