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的國家結構與國教結構(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中國歷史上國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狀況，在宗教學界、史學界迄今未見全面系統的闡述，上古時期的國教狀況更是鮮有專門討論。任何形態的國家都需要理論上的支持，這種理論在後人看來往往與國教信仰密不可分，而國教信仰通常又與特定的國教結構有關。關於商周時期的國教信仰狀況，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已略有涉及①，茲專就商周國家結構與國教結構試作探討。

一、國家結構：親族與國家

受秦漢以後大一統社會現實的影響，人們往往把上古時代的國家想像並構擬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司馬遷作【史記】，夏商周三個王國的興衰便被描繪成大一統王朝的更迭。當然，後人的構擬事出有因，上古文獻中早有此種傾向。【詩・玄鳥】中殷人稱『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邦畿千裏』；【詩・北山】中周人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其實，商周時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與秦漢以後的大一統國家是不同的。
根據近年來學者們的研究，商王國時期的國家是一種方國與方國的聯合體，有的學者把這種聯合體稱為『方國聯盟』，也有學者把這種聯合體稱為『部族國家』或『早期國家』②。所謂『部族』，是指由原始時代的部落組織衍變而來的、以血緣（族姓）聯繫為基礎的社會集團，它是中國國家的早期形式。商王國時代的部族很多，卜辭中大多稱之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會集團。
從殷卜辭反映的情況看，商邦與其他方國之間的關係具有兩重特徵：一方面是相互並存關係，另一方面商邦又凌駕於其他方國之上。先看並存關係。殷卜辭中有『比』字,林V先生指出，這裏的『比』均作動詞用，是『親密聯合之義』③。殷卜辭中常見『王比某方伯』或『王比某伐某』的記錄，如：『貞，王比興方伐……』（【綴合】151）『乎比丹伯？勿乎比丹伯？』（【乙編】3387）『乙酉卜……令多子族比犬侯撲周甾？』（【前編】5・2・2）林V先生認為，『卜辭確實反映出商代有許多方國和商王發生聯盟關係，可考知者已有鬼、而、井、[、丹、犬、暴、攸、望……等方。 絕大多數這類卜辭都明確地涉及征伐，所以說，商代是存在方國間的軍事聯盟的』④。 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再去審讀典籍中的有關資料，就不難發現當時方國聯盟的情形。【詩・長發】述商湯伐夏桀的過程，『顧、韋既伐，昆吾、夏桀』。顧、韋、昆吾是夏王國的盟國。同樣，【尚書・牧誓】述周武王伐紂，其中也有『我友邦冢君』。【詩・皇矣】敘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伐崇墉』。『崇』是商的盟國，而『友邦』是周的盟國。另一方面，商邦與盟國間是不平等的。卜辭資料表明，商邦不僅『比』其他方國，而且有時也『令』其他方國。如：『癸卯卜，賓貞……令b■■方？』（【前編】6・60・6）『庚辰，貞，令望■■■方？』（【京津】4386）『癸亥，貞，王令囗侯伐……』（【金璋】368）這裏的『令』，顯然是一種指揮與服從的關係。同時，商王作為方國聯盟的盟主，具有向盟國征取貢物、巡狩盟國境地、仲裁方國間爭端和懲罰方國的權力⑤。 王國維早就推測說：『自殷以前……蓋諸侯之於天子，猶後世諸侯之於盟主。』⑥顧頡剛也說：『夏商所謂王，實則春秋所謂霸。』⑦今天看來，這是富有啟發意義的。
周邦推翻殷邦的統治之後，建立了一個新的方國聯盟――周王國。就大局而言，周王國與商王國的國家結構和性質並無根本差異，其不同主要在於『共主』的換替：周由小邦上升為『共主』國，商由『共主』國淪落為普通的邦國。周邦取得『共主』地位之後，當即與既存的方國確立了聯盟關係，後人將此一過程稱為『褒封』。所謂『褒封』不過是周王以天下共主的名義，與既存的異姓方國建立一種名分，組成新的方國聯盟。其所異者，周代文獻中大多將這些方國稱之為『諸侯』。與此同時，周人還『封建』了一批同姓諸侯國。周人為什麼分封同姓諸侯國？傳統的說法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這種解釋雖可說通，但也有問題。因為周人的分封制度實際上一直延續到春秋時代而不衰，不但王室行分封，諸侯也行分封，甚至『大夫有貳宗』。單純用『藩屏』之說作解，顯然缺乏說服力。誠然，分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但從商周歷史的宏觀過程看，分封也與部族人口的不斷衍生相關，是部族殖民的政治化。它源于氏族時代的氏族組織制度。
大體說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周人分封呈現為兩個階段：西周時代是『天子建國』；春秋時代是『諸侯立家』。從部族人口分衍的角度看，『諸侯立家』是『天子建國』的下延和再版。然而，在當時『王土』、『王臣』觀念下，王國、侯國、大夫之家具有大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政權特徵。
天子王國，是以王族為核心構建的最高政治實體或國家。名義上，王統治天下；實際上，王主要統治『王邦』。這種『王邦』與『王天下』的政治格局被人們稱為『內服』（王畿）和『外服』（畿外）制度。周代的『內服』、『外服』秩序展現為一個逐漸衰變的過程。西周前期，王朝對外服諸侯具有較強的控制力量。在周初的誥命中，周王對諸侯百般教誨，指示他們服從王的指揮，『勿替敬，典聽朕告』（【尚書・康誥】）。周康王在即位典禮時就訓示道：『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告。』（【尚書・顧命】）當時，許多諸侯國君都參加了康王的即位大典，表示堅決服從周王的調遣，稱：『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同上）到春秋初年，此種盛世已不復存在，『周鄭交質』乃一顯例。其原因，自其表言之，是諸侯坐大；自其裏言之，是宗族組織的成長壯大。宗族政治的基礎是宗族組織。在氏族制度下，一個氏族的人口發展到一定數量，就會從中衍生出新的氏族，原來的母氏族則成為胞族⑧。宗族組織作為氏族組織的次生形態，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氏族組織的這一特徵。周初，王邦強大，新封的侯國力量微弱。後來，諸侯國力量不斷壯大，而王邦卻由於不斷的分封發展較慢。當諸侯國與王邦力量相互制衡的時候，彼此間的衝突在所不免。『諸侯爭霸』與王國代興有相似的一面。從宗族政治的內部結構看，政權的主體是宗族貴族，在王邦是王族。在王族內部，又進一步凝聚到『宗主』身上。在周王室內部，對國家政權的廝奪直接體現為對『宗主』身份的爭奪。春秋時期王室的內亂多導因於此。宗族政治的主要對象是庶眾，是貴族對庶族的統治，宗主對庶民的統治。【詩・國風】中的一些詩篇展現了庶民對貴族的怨忿情緒和依存關係。對異族來說，周王族與他們雖無血緣聯繫，但卻有宗教倫理關係。在商周宗教信念體系中，王被認為是上帝的嫡系子孫，而普天下的人們都被認為是上帝的子民（等級身份較低）。因此，自上帝的角度而言，王族與異族、王與異族人民之間有一種神授的『准』血緣紐帶。它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上：王族是上帝的『選民』，代表上帝統治天下。周王國所謂『內服』，實質上就是王邦――以王族為核心的政權和國家。
諸侯之國，是以公族為核心構建的二級國家政權和政治組織。從諸侯初封時的情形看，要舉行冊封儀式，授民授疆土，封國的主要官員也要由周王冊命。【左傳】僖公十二年記齊相管仲到王室覲見，王以上卿之禮接待。管仲推辭道：『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陪臣敢辭。』【禮記・王制】更說：『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於此可見王廷對諸侯國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預。諸侯國要對王朝承擔一定的義務，如派兵助戰、納貢、朝覲等。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方面，對一個既存的諸侯國來說，它的內政並不受王朝制約，在君位的繼承、封立大夫、對具體的經濟和政治事務的處理等方面，侯國都有自主權。在侯國內，公族是政權的主體，是根本；在公族內，由誰任宗主執政，是末節。儘管公族內也發生爭奪君位的廝殺，但萬變不離其宗，權柄必定落在公族之內。一旦這一原則被破壞，便意味着一個公族的淪落和國家的覆亡（或易姓）。『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都是例證。諸侯國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獨立性，是因為有宗族組織作為基礎。同周邦與侯國的關係相似，在諸侯國內主要是侯國與大夫之家的關係，直接顯現為國君與大夫之間的政治關係。我們今天往往過多地注意到國君與大夫之間政治關係的一面，而當時的人們更看重宗族關係。銅器銘文中有規律地出現的讚頌祖先、祈求『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的詞語，都反映出宗族組織和宗族利益的重要。諸侯國既獨立，又與周王保持形式上的臣屬關係，是當時政治結構方面的突出特色，是宗族政治的必然結果。從本質上看，周代的同姓（或婚盟）侯國與商代的異姓方國相比並無大異，或者說大同小異⑨。
大夫之家，是以家族組織為核心構建的基層政權和隱性的國家。『諸侯立家』大致盛於西周后期。在較為可信的西周中前期文獻中不見『大夫』之稱⑩。 前已述及，『諸侯立家』既是政治行為，也與公族組織人口膨脹有關，此種情形與周初『天子建國』相似。『諸侯立家』有捍衛公族的政治意義，大夫之家是作為公族的『枝葉』而存在的。最初雖也『授民授疆土』，但從表面上看並不具備現代概念的國家形式。一些學者注意到周代的國家有王國和諸侯國，這雖比【周禮】的『王國』模式前進了一步，但仍未注意到大夫之家具有相對意義的國家性質。其實，諸侯國由周初圍着周王團團轉，到春秋初年自行其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大夫之家的情形同樣如此。到春秋後期，許多大夫政權非但不聽諸侯國君指揮，而且同諸侯國君分庭抗禮，幾乎形成完全獨立的國家政權。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三桓弱魯』與『周政交質』沒有質的區別，『三家分晉』正是『諸侯稱霸』在一國之內的續演。李啟謙先生對春秋時期魯國的大夫之家作了較為具體的研究。他指出，在整個春秋時期，魯國一直存在着很多以家族為單位的社會組織，粗略統計不少於15家。他們與國君保持君臣關係，但有很大獨立性。（1）各家族『宗主』由自己確定，『宗主』是當然的大夫，因而，魯君事實上並不干涉每個家族由誰來出任卿大夫。（2）大夫之家擁有城邑作為根據地。卿大夫在國都內建築館舍是為了謀政方便，真正的老窩是封邑。季孫氏有費邑，叔孫氏有C邑，孟孫氏有J邑。封邑內的臣屬由家族自己安排，國君不問。即使邑宰發動針對大夫的叛亂，國君也不管。（3）家族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大夫之家的武裝由家族成員及封邑內庶眾組成，有很大獨立性，聽大夫指揮，魯君不能直接發號施令。這很像西歐中世紀所謂『臣下的臣下不是我的臣下』那種政治局面。正因『家』的武裝是獨立的，才有可能出現『家』與『國』對抗、大夫驅逐國君的情形11。
由上述王國――侯國――大夫之家相互關係可知，周代國家具有雙重特徵：一方面具有方國聯盟的性質；另一方面具有貴族等級君主制色彩。造成這種歷史局面的深層原因是宗族政治，是血緣國家。血緣（或宗教倫理）猶如一條鎖鏈，將整個王國天下的秩序紐結起來。忽略當時的族組織，就難以深刻理解當時國家的特殊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