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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胡適先生曾經詳細地介紹他的方法，他說他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國故的方法總論，其中有三個要點：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材料的整理與解釋。他並且說這是一種概論，未免懸空，他又舉出兩個具體的例子，其中一篇是【古文討論】，他說在【胡適文存】裏這是最精彩的方法論，其中討論了兩個基本方法：一個是用歷史演變的眼光來追求傳說的演變；一個是用嚴格的考據方法來評判史料。
顧頡剛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呈，曾說他從胡適先生的【水滸傳考證】和【井田辨】等文字裏得着歷史方法的暗示。這個方法胡適先生是用歷史演化的眼光來追求每個傳說演變的歷程。他考證水滸的故事，包公的傳說，狸貓換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這個方法。頡剛先生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史，並且說：『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胡適先生說：『其實對於紙上的古史跡追求其演變的步驟，便是整理他了。』(參考【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論學近著】下)
從乾嘉學派的樸學到胡適先生的『整理國故』，正好是傳統的考據方法，加上庸俗進化論的歷史演變說，這是胡適先生公開聲明過的。他一再說他最精彩的方法論，一個是用歷史演變的眼光來追求傳說的演變，一個是用嚴格的考據方法來評判史料。前者正好是庸俗進化論的應用，後者正好是乾嘉學派的傳統，所以胡適先生又曾經得意地說，他的方法『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着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見同上文)。這是胡適先生以權威的身份向人說教了。
我們並不菲薄考據，本文開始我們就曾經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何重視史料及有關史料的運用和整理，我也曾評價過『乾嘉學派』，給他們應有的評價，我也曾經評論過『古史辨派』，對我的先師和故友的成績加以論述，但我不同意胡適先生這樣過高地評價他的方法論，這整套方法論是；庸俗進化論+實用主義+乾嘉學派=胡適的方法論(整理國故)。批判胡適先生的文章很多，這裏我不想再評論他，只是我們應當如何對待中國傳統的考據方法卻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
(二)
上面說過，我們並不菲薄中國傳統的考據，或者叫作樸學，或漢學，即使是胡適先生一派的『整理國故』，我們也並不一筆抹殺。但他們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他們的訓詁考據和馬克思所說的『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是有本質區別的。新舊的考據方法都不能達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這種境界是通過辯證的方法，得出合理的抽象，也就是材料的生命所在，是事物的本質。而傳統的訓詁考據可以得出材料的真偽、是非，卻不會有材料的生命觀念地反映出來。郭沫若先生過去在這方面也曾經有過論述，他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新學界上也支配了幾年，但那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摸着了一些兒邊際？社會的來源既未認清，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說起。所以我們對於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部都有從新「批判」的必要。』接着他說『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的「整理」。「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這是把『整理』作為『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其結果只能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這種評論基本上是正確的，整理或者是考據只能是對待材料的第一步，而資產階級歷史家偏偏止於這一步，上面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學』的觀點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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