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遵義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2）

  來源: 光明日報 作者：曲青山

開會方式和內容之比較  遵義會議是黨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召開的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與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是兩個不能截然分開的會議，中央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十一屆三中全會則以中央全會的法定組織程序，確認了中央工作會議的成果。
從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會方式和內容來看，兩個會議具有一些不同點：遵義會議是在戰爭年代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和平年代召開的；遵義會議開會的時間比較短，從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只開了3天，十一屆三中全會從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開了5天，而如果將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開會時間加在一起，則開了41天；遵義會議上博古（秦邦憲）、李德拒絕批評，不承認錯誤，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就『兩個凡是』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承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
在開會方式和內容上，兩個會議具有很多相同點。首先，這兩個會議都改變或調整了原定會議議程。遵義會議原定議程是，博古作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主報告），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後來張聞天在會上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被稱之為反報告。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重要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後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毛澤東的發言引導了會議走向，確定了會議基調，會後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開得比較順暢和明確，但為此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也調整了議程。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經濟工作。從分組討論開始，就有人提出要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重大問題。陳雲在東北組發言，提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受到與會同志的熱烈響應。會議超出原定議題，成了一個為全面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作準備的會議。在閉幕會上鄧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提出了實現歷史轉折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最重大、最關鍵的問題，指明了黨在今後的主要任務和前進方向，實際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其次，這兩個會議確定議程、調整和增加議題，都是從當時最緊急、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入手。遵義會議把軍事問題和第五次反『圍剿』經驗教訓總結以及組織問題擺在突出位置。而中央工作會議將黨內外普遍關心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增加到議題之中，十一屆三中全會將中央政治局關於從1979年起把黨和國家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建議作為全會的主要任務。
第三，這兩個會議對『左』傾錯誤路線和方針開展了批評和鬥爭。遵義會議雖然未涉及政治路線的對錯，但對軍事指揮上的失誤進行了批評。會議揭發和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批評了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辯解的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積極防禦的軍事路線。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則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進行了嚴肅批評，並對幾位中央領導人在粉碎『四人幫』後工作中的錯誤提出了批評。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最後分別將大家的思想最大限度地統一到毛澤東的重要發言和鄧小平的重要講話上來。
第四，這兩個會議都進行了重大人事變動和調整。遵義會議作出了幾項重要決定，其中三項都與組織人事有關。一是毛澤東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升為常委，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政治局委員。二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三是取消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恢復紅軍領導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的權力，同時周恩來還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十一屆三中全會經過認真討論和醞釀，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等9人為中央委員，選舉產生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云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如此重要的會議，只有進行組織人事變動和調整，才能改變力量對比，調整和改造領導層和有關工作機構。
策略和發展完善過程之比較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開得成功，還注意了開會策略，講究了工作的藝術性。遵義會議在開會的過程中，只在軍事路線和軍事指揮上進行討論，沒有涉及六屆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之所以這樣做，如鄧小平後來所說：『就是要把犯錯誤的同志團結起來，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正確處理黨內問題的政策，使大家團結起來了，渡過了最困難的時刻，完成了長征。』遵義會議由於採取了這種策略，形成了黨內的最大共識，也為共產國際後來的認可創造了條件。中央工作會議在小組討論時，也有人提出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的問題，但是中央沒有對這個問題匆忙做結論。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對『文化大革命』全面的總結留待以後適當時候去做。這也是從全局和長遠方面考慮問題的一個策略，如果條件不成熟硬要做結論，就會造成黨內的不團結、不統一。
從兩個會議的發展完善過程看，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就是會議本身，廣義則是會議涉及的主題和內容，以一個整體去看待，作前展後延，將完成會議的歷史使命看作是一個發生、發展和完善的歷史過程。兩個會議召開前的相關會議是發展過程，召開後的相關會議是完善過程。遵義會議前發展過程的會議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會後完善過程的會議是『雞鳴三省』常委會、扎西會議、苟壩會議以及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六屆七中全會和七大。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發展過程的會議是中央工作會議，會後完善過程的會議是十一屆五中全會和六中全會。
重要成果和歷史意義之比較
對於遵義會議，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正式作出結論。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次作出結論。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第一次正式作出結論，黨的十二大、十四大、十七大報告以及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有關講話中也有論述或評價。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黨的歷史上有着重大歷史意義，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遵義會議『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決定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的實際作用來看，鄧小平實際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綜上所述，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產生了重大歷史作用和影響，以其獨特的歷史地位載入了史冊，隨着時間的推移其意義會愈加凸顯。我們要傳承和弘揚好這兩次會議的偉大精神，善於從黨的歷史中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不斷把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