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與慶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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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以范仲淹、韓琦為樞密副使；八月，以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均相當於副宰相。宋仁宗超擢范仲淹、韓琦、富弼榮登『兩府』之後，『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九月，又再賜手詔督促曰：『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然後，『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范仲淹所奏即是【答手詔條陳十事】。其十事謂：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宋仁宗完全接受了范仲淹等的意見。十事中有九事先後頒佈詔書，加以施行；唯獨第七事『修武備』，因為輔臣們大都以為不可行而沒有被採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三）這就是著名的『慶曆新政』。  
　　吏治改革是新政主要內容
　　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是吏治改革。『條陳十事』中的前五事都是有關改革吏治的。這五事可分為官員的選拔、升降、待遇三個方面。
　　官員的選拔方面，一是要改革恩蔭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及其他親戚蔭補入仕的官階與資格和出官的年齡與資格。此即第二事『抑僥倖』。
　　宋代入仕的途徑主要有科舉取士、恩蔭補官、胥吏出職、進納買官等。恩蔭補官是指根據皇親國戚、文武官員的門第、官職、功勳等資格，分別授予其子孫弟侄及異性親屬、門客等不同官銜的一種官員選拔制度。宋代恩蔭甚濫，不但名目繁多，有聖節蔭補、大禮（郊祀、明堂）蔭補、致仕蔭補、遺表蔭補、死事蔭補等，而且恩蔭補官的人數眾多。據推斷，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種名目恩蔭補官者，恐不下500人；而據統計，平均每年科舉取士約360人，則恩蔭補官遠遠超過了科舉取士的人數。另外，恩蔭補官者的素質極差。這些高官顯宦的子弟成為造成宋代冗官的主要原因。范仲淹改革吏治，首先限制恩蔭補官，正是一種『端其本』、『澄其源』的措施。
　　二是改革科舉制度，『為立學舍、保薦送之法』，和『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即第三事『精貢舉』。
　　科舉制完備於宋，慶曆新政中的『精貢舉』即是使科舉制度趨於完備的一次改革。『立學舍、保薦送之法』，就是各州府軍監皆立學，應舉人必須在官學聽讀一定時日（州府學為三百日，太學為五百日），才能參加解試，以改變隋唐及宋初以來只重視科舉、而不重視學校教育的局面。另外規定，應舉人互相結保，有關官員嚴加稽查，以保明行實。『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就是在考試內容方面，進士科先試策論，後試詩賦，改變隋唐及宋初以來只重視詩賦、不重視策論的局面；在考試方法方面，進士科簡化詩賦的『不考式』、『點式』、『抹式』等，減少聲病對偶等方面的束縛；諸科減少帖經、墨義，增加大義的考試。這些措施對於選拔經世致用的官員是非常有益的。
　　官員的升遷方面，一是京朝官須任滿三年、無杖以上私罪、有清望官五人保任，方可磨勘。『凡有善政異績，或勸農桑獲美利，鞫刑獄雪冤枉，典物務能革大弊，省錢穀數多，准事大小遷官升任，選人視此』。此即第一事『明黜陟』。（【長編】卷一四四）目的在於改變宋初以來只講年限資歷，不問能力大小、政績好壞，例行升遷的狀況。
　　二是令轉運使副兼按察使，澄汰所屬州縣年老、病患、贓污、不材的官員，整頓地方吏治。同時，令待制以上官員每年舉薦省府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根據舉主多少和歷任功過加以選任。此即第四事『擇官長』。
　　官員的待遇方面，定天下職田，『給其所未給，均其所未均；約為差等，概令周足』，『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此即第五事『均公田』。（【宋大詔令集】卷一七八【定職田詔】）即改革職田制度，使職田的收入作為地方官員薪俸的補充，以利於養廉。
　　范仲淹深知：『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范文正公文集】卷七【選任賢能論】、卷九【上執政書】）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吏治改革是最為艱難的改革。但他知難而進，銳意革新。結果『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長編】卷一五○）。因為遭到大量貪官、庸官的反對，范仲淹的吏治改革終遭廢罷，但他的改革精神是不可磨滅的。
　　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
　　據不完全統計，太祖朝共取士455人，太宗朝共取士6097人，真宗朝共取士8689人，仁宗朝從天聖元年（1023）到慶曆二年（1042），已取士8235人，即北宋開國82年已經科舉取士23476人，平均每年近300人。宋代科舉考試向讀書人廣泛開放，不問家世，皆可報考，一旦錄取，即刻授官，且升遷前景遠較其他仕途優越。正如蔡襄所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端明集】卷二二【任才】）於是，宋朝前期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士人階層。慶曆新政的推動者如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歐陽修、蘇舜欽等，都是進士出身。
　　這些士人逐漸走向自覺，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正如范仲淹所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陽樓記】）同時，士人的主體意識逐步覺醒，出現了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如明道二年（1033），歐陽修在【上范司諫書】中就寫道：『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諫官與宰相是直接與天子共治天下的。范仲淹也積極主張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在【范仲淹全集】中，言『共理（治）天下』者至少有十處之多。
　　為什麼士大夫可以與天子『共治天下』呢？首先，歷史發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宋朝以軍事政變得國，『天命』說也沒有太大的市場。天子既然是人，就會犯錯誤，就不應該一人獨裁。
　　其次，由於儒學的復興，士大夫們認識到在天子之上還有一個儒家的『聖人之道』。要治理好國家，天子的言行必須合於『聖人之道』。而這個『道』往往是掌握在宗經學古的士大夫手中。士大夫有責任、也有能力與天子『共治天下』。沈括（1031-1095）【續筆談】載：『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正因為『道理最大』，所以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集】拾遺【近思錄拾遺】）
　　因此，宋代士人具有強烈的擔當精神：『左右天子謂之大忠。』王欽若認為：『澶淵之役，（寇）准以陛下為孤注，與虜博耳。』（【涑水記聞】卷六）而范仲淹認為：寇準『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楊文公（億）寫真贊】）范仲淹等以天下為己任，自然就把寇準為了『卻戎狄，保宗社』而『左右天子』看作『大忠』了。而范仲淹為官從政，敢言直諫，出將入相，敢做敢當，正是將『左右天子』視為『大忠』的。
　　【答手詔條陳十事】是范仲淹面對『夷狄驕盛、寇盜橫熾』，正本清源進行改革的總綱領，也是他為官從政近三十年的總結。乾興元年（1022），他即撰寫了【上張右丞（知白）書】；天聖三年（1025），他曾向劉太后和仁宗上【奏上時務書】；天聖五年（1027），守母喪期間，他向宰相王曾等上【上執政書】；天聖八年（1033），他向宰相呂夷簡上【上時相議制舉書】，但都沒有得到答覆。另外，他還撰寫了【任官惟賢材賦】、【得地千裏不如一賢賦】、【選任賢能論】等，在政治上也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被擢為參知政事，他才得以將以往的建言總結、歸納、概括為【答手詔條陳十事】，付諸實施。『慶曆新政』也是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實踐。
　　夭折的主因是仁宗始從終棄
　　慶曆新政是宋仁宗迫不及待地督促范仲淹等人提出來的，開始他對改革大力支持，但是後來轉變了態度，最終導致慶曆新政的夭折。
　　宋仁宗之所以轉變態度，一個重要原因是廣大官僚的反對。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是吏治改革，必然觸動許多官僚的既得利益。如『抑僥倖』、『明黜陟』，限制了恩蔭補官和庸官的升遷；又如『擇官長』，派出按察使，大膽揭發各地官吏的不法行為，並要求朝廷立即罷免他們，這就必然引起許多官員的反對。慶曆新政推行不到半年，朝廷中對新政的措施便議論紛紛，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更是千方百計地攻擊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
　　在宋仁宗提拔范仲淹等人入朝、而原本有機會當樞密使的夏竦則改判亳州時，石介感到非常興奮，寫了一篇【慶曆聖德頌】，將改革派入朝稱為『眾賢之進』，將夏竦出貶亳州說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對此懷恨在心，唆使家中婢女摹仿石介筆跡，篡改石介給富弼的一封信，將『行伊、周之事』改為『行伊、霍之事』。伊尹、周公連稱是指輔佐天子的賢臣，而伊尹、霍光連稱則成了廢立國君的權臣，等於污衊改革派的勢力已威脅到君權。此事傳出，范仲淹與富弼十分不安，請求出朝巡邊。慶曆四年（1044）六月、八月，范仲淹與富弼先後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和河北宣撫使，慶曆新政陷入僵局。
　　宋仁宗態度轉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忌諱朋黨影響其專制統治。慶曆四年四月，仁宗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長編】卷一四八）歐陽修則作【朋黨論】上奏給仁宗，公然說：『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二人所言皆為事實。其能直言不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范仲淹等人互相往來，彼此支持，乃是出於公心，決非結黨營私。正如韓琦祭范仲淹文中所說：『與公並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為黨，豈如是乎！』（【增廣司馬溫公全集】卷一○八【代韓魏公祭范希文】）但是，『朋黨』乃天子的一大忌諱，歐陽修、范仲淹的直言忠告不但未能消除仁宗的疑慮，反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慶曆四年十一月，仁宗下詔誡勵朋黨，說什麼『至治之世，不為朋黨』，還不點名地批評范仲淹等『陰招賄賂，陽托薦賢』。於是，慶曆五年（1045）正月，右正言錢明逸按照宰相章得象等人的旨意，攻擊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長編】卷一五四）仁宗遂罷仲淹參知政事，出知州；罷富弼樞密副使，出知鄆州。朝中支持新政的杜衍被罷相，韓琦也被罷樞密副使，改革派官員被盡數趕出朝廷。同時，新政的各類措施也在反對聲中被基本廢除。
　　慶曆新政功敗垂成，是中國古代一次有着深遠意義的政治改革，是范仲淹等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與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貴實踐，其經驗教訓將永垂史冊。


    作者張希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