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歷史地位沉浮與南宋以後中國社會歷史變遷 （4）

  來源: 鳳凰網歷史綜合

  
其一，賀麟先生說：『一個哲學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張，有其所擁護的政治家。如孔子之尊周公、老莊之尊黃帝、墨子之尊大禹。在宋儒朱陸兩派中，顯然程朱比較擁護司馬光，而象山則擁護溫公的政敵王安石。象山是哲學家中第一個替王安石說公道話的人。王安石的新法被司馬光推翻，他的政治理想，迄未得真正實現。而陸象山的心學被程朱派壓倒直至明之王陽明始發揚光大。而政治家中也只有張居正才比較服膺陸王之學。總之，講陸王之學的人多比較尊崇王安石、張居正式的大氣魄的政治家。』同時『王安石的哲學思想，以得自孟子、揚雄為最多，而與陸王的思想最為接近。』[49]
筆者以為賀麟先生的分析符合實際。吳澄有『宗陸背朱』傾向，[50]虞集是吳澄的學生。李紱(穆堂)好辯朱陸異同，是清初朱陸異同論的主要代表，錢穆先生說『穆堂集辯荊公諸端，皆有關政治心術，此於辯朱、陸是非亦有系。蓋朱子於荊公，始終議論不一，或不免以愛憎徇俗見。』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二十五卷是晚清以前為王安石辯誣的集大成之代表作，錢穆先生又說：『今【考略】於【穆堂集】辯及荊公諸篇，均加鈔錄，則元鳳(蔡上翔字)此書受影響於穆堂者當甚大矣。』[51]楊希閔【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四卷，推論二卷是續蔡上翔之作，將其辯誣推向一個新階段。
其二，陸九淵、吳澄、虞集、章袞、陳汝錆、李紱、蔡上翔、楊希閔均是江西臨川人，他們對王安石的褒揚，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南宋以降，王安石不論受到何種的非議或誣謗，而在他的江西老家，人們還是以出了像他這樣一位『鄉賢』而感到自豪。他們不僅延綿不斷地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來，為歷史不公的評價鳴不平，為他所受的歷史冤屈辯誣正名。可以說，在近代嚴復、梁啓超為王安石翻案之前，為他喊冤叫屈的大都來自他的家鄉。
其三，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是他們與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顏元是清初的反理學鬥士，『明目張胆以排程、朱、陸、王，而亦菲薄傳注考證之學，故所謂「宋學」、「漢學」者兩皆吐棄。在諸儒中，尤為挺拔。』[52]顏元一反理學、考據之學及詞章之學空虛的特點，力倡『實學』、『致用』，將學以致用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宗旨。是故『習齋評量宋儒，則不從其道德、學術着眼，即從其所經之事功立論。蓋宋儒之所輕，正習齋之所重也』。[53]田對王安石的評價即表現了這種所重。『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後世，遂群以苟安頹靡為君子，而建功立業欲w柱乾坤者為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54]龔自珍是19世紀前期開先風的思想家，面對重重社會危機，懷抱匡時濟世的願望，指陳時弊，倡言『更法』，他推崇王安石，『少好讀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書】手錄凡九通，慨然有經世之志。』『或問曰：王安石[法]，信如人口譏議者耶？答曰：何為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學三代之學，欲教訓天下之人材，畢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慮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55]顯然龔自珍對王安石的肯定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礎。
20世紀前半葉，運用近世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重新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大致與出現相對獨立的宋史研究一樣，亦始於20年代。進入30年代後，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大致一直持續到40年代而不衰。其主要標誌是，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發表有關論文一百餘篇，出版王安石傳記及其變法的單行本著作(不含詩文選注及介紹)近10種。
梁啓超【王荊公】是20世紀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從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初次印行後迄今有約10種版本行世，如前所述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議一直以否定性評議為主流，直到梁啓超的【王荊公】才改變南宋初以來的這種局面，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啓超給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評價：『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一言以蔽之，『今世歐洲諸國，其所設施，往往與荊公不謀同符。』[56]其後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如變法的時代背景、動機、指導思想、代表的階級，諸項新法的利弊，反變法派與變法派的鬥爭，變法的社會效果及意義，變法失敗的原因及經驗教訓等，但梁啓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遵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
20世紀初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評議一改數百年之否定而為肯定，實際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着20世紀前50年的『社會氣候』，這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
首先，當梁啓超奮起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之時，中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今當千載而後，內憂外患，恐更甚於安石執政之時』。[57]『吾人今日所處之環境，實類似當時』。[58]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思想自然會與梁啓超等人主張通過變法改良以圖中國強大的思想聯繫起來，[59]因而梁啓超等人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肯定，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要求改變屈辱現狀的學界的一種共識。
譬如，蔣作賓為熊公哲【王安石政略】作序時就說『白海通以後，西學東漸，變法維新之說，日騰播於士大夫之口，安石之新法，遂為時論所推重，較之前此稱譽安石，如陸象山、顏習齋輩，殆又過之。惟是安石銳意欲行之新法，所為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者果與現代之社會政策相吻合乎？其他理財、足兵、恤農、興學諸端，以視泰西諸國之新政，信能小異而大同乎』？[60]『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61]
其次，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特別是他的民生主義與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多有吻合之處。孫中山在改組國民黨的黨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解釋『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權，二日節制資本』。[62]孫中山把西方社會在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下，土地和大企業為少數人壟斷，造成社會貧富極端懸殊的現象，稱為『文明的惡果』，為了避免這種惡果，他提出了土地和大企業由國家經營的主張。[63]並提出實現均富方法的四個方面，除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外還包括振興實業、普及教育。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對二三十年代的王安石變法研究，所產生的直接影響主要表現在：雖然研究者對王安石諸項新法的實施及作用有不盡相同的看法，但在肯定王安石的『權制兼併，均濟貧乏』的變法思想上則是絕對的一致。劉峙就在為熊公哲【王安石政略】的序言中說『介甫新政，大抵憤於有宋之積弱不振，銳意富強，其論理財，深致痛於兼併之豪右，以謂「有財而莫理，則閭巷阡陌之人，皆得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雖欲食蔬衣敝，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猶不可得。」其說與近世西人所謂「社會主義」及先總理「企業國營」之主張，實有同契』。更有研究者把王安石的理財理論歸納為『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民經濟。[64]而薛以祥【王安石政策之研究】則直截了當地說『今日國父襲歷史之思想，規撫世界之潮流，創為偉大的民生主義，實與王安石之思想，不無影響』。[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