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資治通鑑】：『知行合一』還是『知行分離』？

  來源: 新浪博客

在【資治通鑑】的這段文字中，申不害的『知』和『行』發生了分離。他一方面推行治國之術，在全社會範圍內建立統一的規則，另一方面，當人情世故面臨到他自己身上時，也也會不由自主地違反起自己所主張的觀點來，所以招致了韓昭侯的非議。可見，在申不害這裏，『知』和『行』是分裂的。  
    中國文化是一種『輕知重行』的世俗文化，強調道德實踐的重要性。儘管中國文化中的『知行關係』也有從認識論方面來闡述的，比如墨子，但畢竟沒有形成主流，因為中國文化向來注重的是道德實踐，而非改造自然界，滿足物質利益的功利實踐。正因為此，『知行合一』才有着市場，並逐漸成為了文化中的主流。在這裏，所謂『知』，不過是『致良知』，是對內心中對『大體』的體認，從而上升為一種道德實踐上的自覺。所以，知和行是統一的，須臾不可分離。這種觀點和蘇格拉底的觀點思路是一致的：一個人之所以作惡，只是不知道善是什麼，一旦知道了『善』,惡行自然就會停止。知道什麼是『善』而不去行善，簡直就是不可思議。正如王陽明所說： 『知之真切篤實處。既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先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併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知之所發處，便是行，一念不善，便是惡行。』 於是，特殊的實踐要求將『知』和『行』的關係提上了日程，並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經常爭論的焦點。
　　我在解讀【資治通鑑】的時候，將中國文化定位為『仁』與『智』的糾纏。其實，這只是一個角度，一個視野，對之可以從各個方面加以闡發和論述。在知行關係上，『仁』和『智』的糾纏，就表現為『知』和『行』的混淆。『知』是理性的一種運作，無論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認知，而是道德實踐上的體認，都是一種理性的表達。這裏，雖然個人的歷史性和私人情感仍然還起着作用，但相對而言，對於純粹的『認知』而言，『個人』往往是不在場的。但『行』卻是純粹屬於『個人』的，過於私人化的東西，他不僅受到『認知』的影響，還受人的出身、信仰、情感等個人化因素的制約，可以說是完全私人化的。
　　一個人可能能對『道德』有着非常深刻的見解，但他在現實生活中很可能確是一個十足的流氓。這種現象是相當普遍的，我們不會因此而感到詫異。上面的申不害，在國家治理和群體實踐方面才華橫溢，但落實到自己身上，卻很難能堅持自己的觀點，將『知』和『行』統一起來，結合起來。培根，是我們所熟悉的哲學家，寫下了很多優美的散文，表達了其對愛情、人生、社會的很多深刻的見解，但我們哪裏知道，他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十足的流氓；海德格爾是德國著名的大哲學家，但在二戰期間卻因為支持納粹為他的一生打下了難以抹平的污痕；維特根斯坦儘管二十幾歲就成名了，但他是一個同性戀；法國哲學家福柯死於愛滋病，叔本華去過妓院；尼采變態度追求過一個姑娘。如此等等，都是一個人的私生活，是其個人的價值選擇和人生追求，我們沒必要將其的生活和個人的實踐同其學說聯繫在一起，不能因為康德對愛情有過深刻的分析，就因此而認定其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談戀愛的高手。如此等等，只要我們略加動腦子分析分析，就會慢慢體會到『知』和『行』之間其實並不存在天然的過渡和連接。
也許受康德『批判哲學』的影響，西方人大多能夠將『知』和『行』、『知識』和『價值』區別開來。『知』是『知』，屬於經驗層面，純粹理性的認知層面；『行』是『行』，屬於超越經驗的個體實踐層面，二者不能相互僭越。研究馬克思的人，他未必信仰馬克思，未必會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綱領和指南；相反，那些信仰馬克思的人，未必認真研究過馬克思的著作。休謨說，理性是激情的奴隸，我們在理性上認識到了，在行為上未必能做得到。比如一個人失戀了，他的朋友都會苦口婆心地安慰和勸告，失戀者儘管也知道朋友說的有道理，也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是就是無法在痛苦中擺脫出來。同樣，那些勸告失戀者的人滔滔不絕，正是因為他是一個純粹的『旁觀者』，如果他也失戀了，他的這些理論估計對他自己也很難奏效。  
　　正因為此，西方的名人、偉人並沒有因為其在道德人格上的缺陷而影響其作為名人和偉人的地位。相反，在西方人眼裏，這是非常正常的。克林頓和萊溫斯基搞辦公室戀情，大家也就是當笑話說一說，他仍然當他的總統。所以我說，在西方，『知』和『行』是分離的，你的『知』可以作為理論成果，可以作為話語，等待着大家的評判；相反，你的『行』是你的私隱，任何人都無權干涉，除非你觸犯了法律。正因為此，我說西方有一個獨立的『智』的傳統。
　　但這個傳統在中國是沒有的，知和行的不可分離，使得認識主體和實踐主體捆綁在了一起，道德的獨斷化，實踐的重要性，使得我們的文化沒有給『知』一個獨立的地位。就拿『老師』來說，要為人師表，如果一個老師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在私生活方面不檢點，我們就會說他衣冠禽獸。一個科學家，其人格好像必然是完善的，經常聽到對一些科學家的採訪，被採訪者在接受採訪時總是激動地說『為人民服務，為國家作貢獻』之類的話，好像沒有如此高的品格，就不會有科學上的重大成就一樣。其實，完全是兩碼事。中國人對此老是混淆在一起，很難在實踐上加以區別。於是，中國人在歷史的長河中背上了巨大的道德重負，喘不過氣來。比如有人說你辦好事，是當代雷鋒，你就必須咬緊牙關把雷鋒扮演下去，稍一疏忽，就會身敗名裂。因為這裏沒有個人多元化選擇的自由，道德的評價已經將所有的選擇通道完全堵死。
　　中國好像對什麼都有着『獨斷化』的偏好。傳統文化講道德獨斷化，而近代以來，中國人開始學習和研究西方意義上的科學，但可惜的是，中國人將西方經驗層面上的科學引進來以後，又開始將『科學』獨斷化。對科學的瘋狂崇拜，讓西方人都會目瞪口呆。電視上一些亂七八糟的廣告，打着『科學』的名義對民眾加以影響，從中牟取暴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科學地規劃』、『科學地生活』已經深入到國人的骨髓。好像一個東西不科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說必須加以取締。其實，人類切入世界的方式是多樣的，認知、道德、審美分別代表着不同的思路和角度，不能相互僭越，更不能將其中一個獨斷化而排斥他者。可惜，我們的文化沒有做到這一點，而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所面臨的困境。
　　還是波普爾說的好：是堅持價值判斷的一元決定論，還是保持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二元論並存，應被視作區分封閉社會文化和開放社會文化的重要標誌。
至此，對那一小段文字的解讀全部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