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化字和漢字的理據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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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漢字的理據性


目前，對於漢字理據性的理解還存在分歧。孫劍藝認為：『要說早期的漢字「有字理」是可以的。但是漢字發展到今天，它所記錄的漢語發展到今天，社會發展到今天，漢字的「六書字理」早已消失殆盡了，或者說早已不起多大作用了。……實際上，漢字本身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逐漸淡化自己「字理」的歷史。』[1]蘇培成先生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真正實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據的。拼音文字的字母按照一定的規則拼合起來，就能表示出詞的讀音，這就是它的理據。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是語素文字，它的理據表現為部件和字音、字義間的聯繫。看到一個漢字，能夠從它的部件聯想到它的讀音和意義。知道它代表的是什麼語素，這樣的字叫有理據。反之，看到了部件不能引起聯想，這樣的字就是沒有理據。』[2]劉又辛認為，『從兩種文字的性質來看，拼音文字是一種無理性符號；漢字則除少數表音（假借字）外，基本上都是有理性符號。』[3]這裏對漢字理據性的不同理解，牽涉到對漢字系統規律的認識和對漢字發展演變歷史的不同看法。至少涉及這樣三個問題：
1.對文字理據性的理解
文字的理據性是指文字符號和語言成分的對應關係，既然文字是用來記錄語言的一套符號系統，而語言又是音義結合的詞彙語法體系，那麼文字記錄語言，就是使文字符號和語言成分建立聯繫。這種聯繫可以是語音的，也可以是意義的。拼音文字的字形（詞形）直接記寫語言要素的聲音，而漢字中形聲字的字形，則與語言要素的聲音和意義兩個方面發生聯繫。因此，我們說的理據性不僅僅指現代漢字是不是合乎『六書』，還指作為一套記錄漢語的符號系統，漢字跟語言成分之間是否具有某種聯繫，換句話說，漢字的理據性是指其在記錄語言成分的同時，是否體現出某些規律性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同意蘇培成先生的看法，任何實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據的。漢字記錄漢語，它的理據性就表現在漢字字形直接與語言中的音或者義發生聯繫。比如『眾』，是由三個人組成的，用它代表『人多』的意思。『抬』兩個偏旁，一個表義，一個表音。這樣的字都體現出了漢字的理據性。不同類型的文字，它的理據性表現出來的方式就有所不同。表音文字用字母表示語言中的音素或音節，字母按照一定的拼合規則來表示相應詞的讀音。例如英語中的『book，look，cook，boot』等詞，其發音就有一定的規律性，詞形直接記寫語言要素的聲音。當然也有一些詞不能準確表示讀音，但從英語文字的整個體系來看，還是有一定系統規律的，因此我們承認它是有理據性的文字，至於多少詞形表音，多少不表音了，那是理據度的問題。
為了把漢字的理據性加以量化，蘇培成先生提出了理據度這個概念。理據度的計算公式是：
實際具有的理據值÷最大理據值=理據度
按照字符理論，現代漢字的字符分為三類，就是意符、音符和記號。意符、音符有理據，記號沒有理據。他以【新華字典】的部分作了抽樣測查，推測漢字的理據度在50%上下。[4]
2.古代漢字和現代漢字的理據性問題
所謂現代漢字是指記錄現代漢語所使用的文字。它以形聲為主要構字方式，以楷書為通用印刷體，基本上採取語素―音節原則來記錄現代漢語。古代漢字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它至少可以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古文字階段和隸楷階段。前一階段起於商代，終於秦代；後一階段自秦末一直延續到現代[5]。在時間範圍的大跨度、字形演變的大變化面前，對於古代漢字的理據性也要做出具體的分析。如果說小篆以前的文字，基本保留了象形的特點，那麼隸變可以說是漢字歷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簡化，它確立了漢字點、橫、豎、撇、捺等現代漢字的基本筆畫，也確立了現代漢字結構的基本雛形。在甲骨文裏表示具體事物、動物的字形，一般都是描摹其外形或者外形特徵，這些字形直接與所記錄的詞語發生聯繫，可以看作是有理據的。然而，也不是所有的甲骨文都是能夠『見形知義』的，因此，其理據性未必就比現代漢字高多少。漢字發展到了周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漢字造字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形聲字增加的速度超過了表意字，形聲字的數量也就佔了多數。【說文解字】所收9353個小篆中，形聲字的數量就佔了80%多。這時候，漢字的理據性就越來越強了。發展到隸楷階段，儘管隨着筆畫的確立，象形、指事、會意字的理據性有所降低，但形聲字的數量發展迅速，南宋鄭樵對兩萬多漢字的結構作過分析，認為當時的形聲字比重已經超過90%。因此，漢字的理據性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加強了。現代漢字中，大部分字形是對隸楷階段漢字的傳承，古今通用字仍是現代漢字的主體，簡化字和新造字所佔的比例不足20%，即使是簡化字和新造字，也不都是毫無理據的，相反，有些字還提高了理據度。比如『態』、『證』、『遞』等字就比原來的繁體字理據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