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主要作用

_{原題　劉金鵬：張岱年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主要貢獻}

摘要：從哲學高度來探討文化問題，這是張岱年文化思想的顯著特點，也是他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問題提出精闢見解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張岱年深刻闡明了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根本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明確提出了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重要作用，從而為我們繼續推進中國文化轉型發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關鍵詞：張岱年；文化轉型；社會主義新文化；思維方式；價值觀念}

【張申府與張岱年研究】專欄特約主持人按語

劉金鵬副教授【張岱年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主要貢獻】一文，在現代三大思潮對立互動框架下揭示張岱年先生文化觀的根本問題和主要貢獻，認為張先生從哲學與文化互動角度思考中國文化之命運，『把社會主義新文化理解為中國文化的新統』，把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變革看作中國新文化的關鍵和核心，極富卓識深見。作為『直道而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張岱年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創立『文化創造主義』、80年代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論』，這仍然是當代中國文化討論的基本問題。此外，對張岱年先生文化觀的探討，還應繼續關注其『天人新論』和【文化通詮】等早期文獻。

_{北京語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哲學史學會張岱年學術思想研究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 杜運輝 博士}

自20世紀30年代起，張岱年高度關注和深切思考中國文化的轉型發展問題，並從哲學的理論高度對此問題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張岱年明確指出：中國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關鍵和核心是實現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現代變革。據此，張岱年深刻闡明了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根本問題和精神實質，為我們繼續推進中國文化現代發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張岱年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主要作用}

一、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

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界爭論的焦點所在。從根本上講，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其實是中國選擇哪一種社會制度、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的問題。十月革命以來，中西文化論爭的主題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移，從中國如何學習西方文化轉變為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之間如何抉擇。可以說，正是主義與道路的抉擇，從根本上決定着中國文化的發展前景和建設方案。與此相應，中國社會在五四運動之後形成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三大政治派別和文化思潮對峙爭雄的基本格局。

正是在此時代與思想背景下，張岱年開始了他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問題的哲學探討。與其他人不同，張岱年首先關注的不是中西文化如何調和融通，而是中國文化今後發展的根本方向問題。他明確提出：『我認為當前的中國文化問題之核心，已不是東西文化的問題，而是中國要建設資本主義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的問題。東方文化是封建文化，一般所謂西方文化是資本主義文化；現在，已經不是在封建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之間調和依違的時候了。』¹508-509在他看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相應地，東西方文化論爭的主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以前的問題是中國要不要學習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如何調和融通，現在的問題是中國選擇走哪一條社會發展道路_{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文化_{資本主義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由此出發，張岱年闡明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在馬克思主義的深刻影響下，張岱年比較早地在主義與道路問題上做出了正確抉擇。早在1933年，張岱年已提出：社會主義才是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根本方向。他說：『我覺得，現在要仍照樣保持中國的舊文化，那是不可能的，但西洋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到了將被否定的日子。社會主義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要到來，中國必將產生新文化而成為那世界性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一部分。』²154在他看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既不是走復古倒退的回頭路，也不是模仿西方建立資本主義文化，而是自覺順應世界歷史潮流，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原因在於，從社會發展規律上看，資本主義行將沒落，社會主義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趨勢，中國必須自覺主動地順應世界歷史潮流；從民族文化傳統上看，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契合了中國文化的大同理想，順應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張岱年強調說：『中國久以天下大同為理想，所以將來世界性的社會主義文化之創成，亦正是中國固有理想之實現。』²157自此以後，張岱年始終堅信中國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表現出明確而堅定的政治立場，從而確立了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思想身份。

必須指出，上述結論是張岱年在20世紀30年代獨立思考、深入研究後所得出的，與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方向的論述高度契合。這不僅反映出張岱年在學理上對馬克思主義的高度認同，同時也說明張岱年對主義道路與文化發展之內在關聯有着深刻的理論自覺。正因為如此，張岱年當時雖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表達了一定認可，但他通過對宣言的闡發提出了『文化的創造主義』，明確主張要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從而在根本上劃清了他與中國本位文化派的思想界限。張岱年提出：『「文化的創造主義」即是一方反對保守封建文化，一方反對全盤承受西洋已在沒落的資本主義文化，而主張新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文化之創造。在社會主義文化創造條件未具備以前，主張充分的作準備工作……文化創造主義之目標，是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的創成。』²260-261在他看來，只有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才能實現中國文化的改造和復興。他強調說：『中國舊文化的改造，同時就是新文化的創成，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復興。』²156從此以後，在中國文化建設問題上，張岱年始終主張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並把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建成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統一起來。正是這一點，奠定了張岱年文化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底色，構成了張岱年與文化保守主義者、全盤西化論者的根本區別。

然而，作為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還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中國如何建成社會主義新文化呢？作為青年學者，張岱年對此雖無法做出科學合理的回答，卻主張要自覺為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做好準備。他說：『要之，中國現在必須踏入文化的新階段，而處在現在世界環境之下，想建設成一健全的資本主義文化，是不可能的；想建設社會主義文化，此時也不可能，然而卻有可能之日。中國現在只有盡其力量求工業化、科學化，求達到西洋的水平線，同時卻不要執着資本主義，而時時作轉入社會主義文化的準備。』²233換言之，就是要在積極學習西方文化的過程中，提高中國的工業化、科學化程度以期趕上西方發達國家，以奠定向社會主義過渡發展的現實基礎。他指出：『現在的中國，在能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文化之前，只能是一個大過渡時代，在這大過渡時代，應能完成過渡時代的工作。現在中國的文化工作，必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之準備工作。在現在，西洋資本主義文化中有益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東西，須一概介紹過來；中國過去封建文化有益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者，亦拔奪而發揚之。而舊封建文化之有害的殘留，應努力予以廓清。』²260在此，張岱年明確提出：中國當前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在社會形態上，是從封建半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與此相應，在文化上是要從封建文化轉進為社會主義文化。這就決定了，當前中國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是為邁向社會主義文化做好準備工作。具體來說，就是要以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為奮鬥目標，一方面對中國舊文化進行總結和批判，另一方面對西方文化進行介紹和汲取，在此基礎上，對中西文化精華進行綜合和創造，據此而確立了文化綜合創新論的主旨。

改革開放以來，張岱年對文化綜合創新論作了進一步的闡釋，明確提出要建立中國文化的新統、實現中華文化的現代復興，從而深刻闡發了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重大意義。他指出：『現在我們的歷史任務是，努力建立中國文化的新傳統。』³209顯然，所謂『中國文化的新傳統』是相對於中國文化的舊傳統而言。具體來說，中國文化的舊傳統是指在漫長的古代社會裏所形成的中國文化，通常稱為中國古代文化_{或中國傳統文化}；所謂中國文化的新傳統則是指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後所形成的中國現代文化，它一方面區別於中國古代文化，另一方面又區別於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期間形成的中國近代文化。張岱年強調說：『這個新的文化體系，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指導下，以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來綜合中西文化之所長而創新中國新文化。它既是傳統文化的繼續，又高於已有的文化。這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新文化。』³253-254換言之，社會主義新文化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批判繼承和現代發展；它非但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而是對其優秀傳統的繼承發展。可以說，張岱年把社會主義新文化理解為中國文化的新統，這就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正當地位。

綜上所述，張岱年始終是把社會主義與中國文化的轉型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堅持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以建立社會主義中國新文化，進而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為己任。

二、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關鍵和核心

從總體上看，張岱年的文化思想奠基於20世紀30年代，成熟完善於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文化轉型發展問題上，他在20世紀30年代着重闡述的是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論的根本原則和方法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才深入到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核心和關鍵，提出了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變革問題。至此，張岱年形成了他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問題的總體認識和主要觀點。

歷史地看，張岱年提出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問題，有一個萌芽發展、不斷深化的演進歷程。在30年代的文化探討中，學界更多關注的問題是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別，以及從農業文化向現代文化_{即工業文化或工商業文化}的轉變過渡。對此，張岱年當時並未做過多思考，他的相關論述也很簡略。當時，他提出：『英哲羅素論西洋近代文化，曾舉出四點，即力的崇拜，科學，工業，民主政治。我覺得中國文化似也可以四點說之，第一中庸的行為態度，第二人倫之注重，第三農業，第四士大夫統治……要之，中國文化是農業的文化。而西洋文化是工業的文化，中國文化是尚未進到工業時期的。』²230-231在此，以西方近代文化為參照，張岱年把中國傳統文化理解定位為農業文化，認為中庸態度、注重人倫、家庭本位、士大夫統治都是農業文化和農業文明的典型特徵。在他看來，在中國社會從以農為本轉變為以工商為本的過程中，中國文化將不可避免地發生重大變革。據此，張岱年初步提出了中國文化轉型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無疑地，中國文化之過去階段已經終結，中國必踏入文化上的新階段，那麼，還要保持舊的特點嗎？中國文化的許多特徵可以說是農業文化的特徵，中國今後，還能保持其農業文化嗎？如必須進到新的工業階段，還能保持農業時代的特徵嗎？中國文化中，是不是有些特點，並不只是農業文化的特點，而是一種根本的一貫的民族的特殊性徵，在農業時代前就存在，在農業時代後仍可存在？』²232對此，張岱年當時未能做出具體的回答。他只是說：『中國文化是落後的，中國在步入新階段，所需要即所缺乏者，其實太多。西洋文化的大貢獻，如科學、工業、集團生活、「力」的思想，都是中國所需要的，中國對之皆當迎頭趕上。不當只是取過來而已，更當加以發展使帶着中國的特色；也即，對於世界的科學、工業等，中國不當只是個模仿者，而且也是一個創造者、促進者，中國應有其值得西洋採取的獨創的新貢獻。』²233換言之，中國要深入學習西方近代文化的優長之處，發展科學技術，推進工業化，在價值觀上要注重集體、崇尚力量。由此可見，張岱年在20世紀30年代已觸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思想文化的變革問題，初步認識到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必然伴隨着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自我革新。

『文革』結束後，張岱年在學術思想上青春煥發、老當益壯，積極參與到當時的文化大討論，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論述，從而豐富和發展了他的文化思想。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上，張岱年明確反對那種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思想觀點，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並不是完全對立的，但也承認傳統文化自身有不少弊病缺失亟須矯正。他指出：『所謂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衝突問題，實際上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思想習慣與現代化的衝突。』³149在他看來，這種矛盾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尊官貴長的陳舊傳統與民主精神的衝突，二是因循守舊的陳舊傳統與革新精神的衝突，三是家庭本位與個性自由的衝突，四是悠閒散漫習慣與重視紀律、效率的衝突。張岱年認為：『所謂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衝突，雖然錯綜複雜，但歸結起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農業社會的舊習與工業建設的要求的矛盾，二是官僚政治的遺風與民主法制的矛盾。』³160由此出發，張岱年提出了思想觀念的變革問題，以利於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促進中國文化轉型發展。

張岱年深刻指出：『現在我國正在進行經濟改革，又已開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此同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必然要有一次相應的變革。在思想觀念的變革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價值觀與思維方式的變革。在文化生活中，指導人們的行為活動的，首先是價值觀；制約人們的認識、學術的，主要是思維方式。時至今日，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的局限性已經非常顯著了，到了一個必須變革的時候了。』³172這就意味着，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變革，根源於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需要；只有實現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變革，才能打破舊觀念、舊習俗的束縛和限制，建立起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新思想、新觀念，從而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順利發展，建成社會主義新文化。張岱年強調說：『現在要創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就是改變價值觀，建立新的價值觀；改變思維方式，建立新的思維方式。這就要對過去傳統的價值觀、傳統的思維方式有一個正確的理解，正確的認識，才能有一個正確的方向。』³194-195即是說，必須從哲學的理論高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的、批評性的分析和考察，辨別區分其中的糟粕部分和精華思想，以利於發掘和闡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避免陷入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想誤區。因而，張岱年對中國傳統文化在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上的特點與缺陷進行了深刻反省。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不足是缺乏民主傳統，未能產生近代實證科學。對此，他明確主張要堅持以民主、科學和社會主義為基本原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進行自我革新。

在價值觀方面，張岱年不僅批判了強調等級特權、扼殺個性自由的中國傳統價值觀，還否定了個人至上、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明確主張建立社會主義的、群己合一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他指出：『文化的核心在於價值觀，道德的理論基礎也在於價值觀。新文化的發展的關鍵在於價值觀的批判繼承、革舊立新。』⁴13即是說，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關鍵在於實現價值觀方面的破舊立新和重新構建，這就意味着必須對中西方的價值觀進行批判性的考察、分析和改造。張岱年認為：『價值觀的最根本的問題是個人與群體_{社會、國家、民族}的關係及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關係問題。』⁴15因此，他主張圍繞着個人與群體的關係問題來開展價值觀的批判與重建工作。在他看來，在群體與個人的關係問題上，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以家庭_或家族為本位，維護等級特權，忽視個性自由，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觀念是宣揚個人主義、自我至上，不免陷於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因而，無論是中國傳統的家庭本位思想，還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都不合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張岱年明確提出：『封建時代的等級特權的價值觀早已過時了；資產階級的個人本位的價值觀也不適合新時代的要求。我們要建立以廣大人民的最高利益為標準的社會主義價值觀。』³176在他看來，只有社會主義價值觀才合理地解決了個人與群體的關係問題，不僅堅持了集體至上的價值原則，還肯定了個人的自由個性和正當利益，從而實現了群體與個人的和諧統一。因此，他主張要大力倡導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等級特權觀念。張岱年強調說：『我認為「自我中心」這是資產階級原則，可以參考，不能效法。我們應該是「社會本位，為人民服務」，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提倡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這是我們的原則。價值觀是應該改造了，把「重義輕利」的偏向去掉，但也不能重利輕義，應該是正確地解決公與私的問題，正確解決物質需要與精神需要的關係問題，提倡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提倡共產主義道德，這才是我們的最高原則。我們的價值觀應當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觀。』³197-198與此相應，他主張對傳統道德進行批判繼承，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新道德。他指出：『現在建立新時代所需要的新道德，要正確解決傳統道德的批判繼承的問題，對於三綱，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對於五常八德應加以分析抉擇。我們應確立新三綱。我認為，我們今天必須肯定的三個基本原則，₁愛國主義；₂為人民服務的集體主義；₃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應該是今日必須確立的新三綱。』⁵427總之，在價值觀方面，張岱年主張建立社會主義價值觀，堅持以集體主義、群己合一為根本原則，批判和反對等級特權與個人主義。

在思維方式方面，張岱年認為：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優點是長於辯證思維，注重從整體上來認識和把握世界；然而，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因過分注重直覺而不太重視分析，使得中國未能產生出近代實證科學。他強調指出：『辯證思維是中國的長處，直覺就不一定是長處，它缺乏分析，中國的分析方法不發達。我們的思維方式，要保持、提高辯證思維的長處，可是要補上分析方法。中國的分析方法從古以來就很落後。』³199在他看來，分析方法的缺失，使得中國文化在科學和理性方面的發育不夠充分，導致思維上的籠統模糊、含混不清，缺乏明確性和條理性，從而導致直覺主義和神秘主義。鑑於此，張岱年主張：『在創建中國新文化的過程中，必須致力於思維方式的變革更新……唯物主義辯證法是必須肯定的，我們應該致力於傳統哲學辯證思維的提高與改進，致力於辯證思維的進一步條理化……中國傳統哲學中，亦非完全沒有分析思維，但只是初步的、簡略的。我們應該大力學習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於分析思維的精密化。一方面，致力於辯證思維的條理化，另一方面，致力於分析思維的精密化。我認為，這兩者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思維方式的改進，應是進一步實現辯證思維與分析思維的統一。』³421這就是說，一方面要繼承和發揚中國的辯證思維傳統，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汲取邏輯分析方法的優點，以分析方法為基礎，實現分析方法與辯證方法的相統一，從而改善和優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促進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張岱年還批判了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尊古崇聖、輕視創新的經學思維，認為經學思維極大地限制了中國文化的創新活力。他不僅高度讚揚馮友蘭將中國哲學史劃分為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的著名論斷，還深刻反省批判了經學思維的典型特徵和主要流弊。張岱年指出，經學時代始於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經學思維的主要特徵是以解釋儒家經典為學術研究的主要任務，以經典著作為權威和真理標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敢有所批判和創造；在經學思維影響下，崇拜權威、是古非今、述而不作，以經典註疏為學問，缺乏懷疑批判、自主創作的理論勇氣，遂成為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顯著特徵。從漢代到清末，中國文化和學術長期處於經學時代，經學思維的盛行嚴重地限制了思想文化的自由發展，致使中國近代在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上落後於西方。鑑於此，張岱年不僅批判了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經學思維，還批判了孔子『述而不作』『好古敏求』思想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他指出：『在這種傾向的影響之下，漢代經學、宋明理學以及清儒的考據之學，都沒有表現創新的精神，既不致力於自然界的新探索，亦不鼓勵生產工具的新創造。』³121正因為如此，張岱年高度肯定了新文化運動在打倒孔家店、促進思想解放方面的重要歷史作用，認為它『開闢了文化建設的新紀元』³537。與此相應，他強調指出：『我們要打破經學的思維方式，發揚創造性的思維，改變「述而不作」的傳統，努力於新的創造。』³421事實上，注重創新、堅持創造，這不僅是貫穿張岱年學術思想活動的根本原則，也是他的文化綜合創新論的根本宗旨。早在20世紀30年代，張岱年就提出：『凡創造的綜合，都必對於所綜合的東西加以進一步的發展而綜合之，同時並有所創造以為主導的因素，絕不是各取其半的調和。』²257即是說，綜合只是創造的基礎，創造才是綜合的目的和歸宿。因而，他所講的文化綜合創新論，絕不是什麼調和折中論。由此可見，批判經學思維、追求創造創新，實為文化綜合創新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總的來看，基於深化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需要，張岱年提出了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問題，以促進中國文化的轉型發展，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這樣一來，他就抓住了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核心和關鍵，並對中國傳統文化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的偏頗與缺陷作了深刻的反省批判，從而對中國文化的轉型發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三、張岱年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貢獻與啟示

作為哲學家和哲學史家，張岱年對文化問題的探討有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見解。他指出：『對於中國文化，我主要從哲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哲學思想是文化的核心，起着重要的作用。』³445基於哲學的視野和洞察力，張岱年深刻闡述了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根本與重心：一是確立社會主義作為中國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二是把握住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核心和關鍵在於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可以說，張岱年對文化問題的分析和論述，往往反映了他在哲學探索和哲學史研究方面的理論成果，這是他在文化問題上卓有建樹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問題做出重要貢獻的關鍵所在。

首先，來看文化轉型發展的方向問題。自『問題與主義』論戰以來，中國現代化和社會轉型就面臨着兩種制度與兩條道路的選擇問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是探討中國現代化以及中國文化轉型發展時所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對此，自由主義與西化派的態度很明確，就是效法歐美、走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者則主張學習蘇俄、走社會主義道路。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義者則有些態度曖昧，力圖迴避道路問題。以馮友蘭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只講工業化和現代化問題，不談主義與道路問題。在【新事論】書中，馮友蘭明確提出：『中國現在最大底需要，還不是在政治上行什麼主義，而是在經濟上趕緊使生產社會化。這是一個基本。至於政治上應該實行底主義是跟着經濟方面底變動而來底。』⁶306在此，馮友蘭以工業化是當下最緊迫的事情為由，迴避了中國應選擇何種社會制度和現代化道路的重大問題。後來，他承認：『我在40年代談中國的工業化，其目的是企圖使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⁷220這充分說明：主義與道路問題，確實是探討中國社會與文化轉型發展時所無法迴避的一個根本性的、基礎性的重大問題。相比之下，張岱年自20世紀30年代起就堅持中國文化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明確提出中國文化建設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從而與中國共產黨人所主張的文化方針相契合、相一致。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其次，來看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問題。經過20世紀20－30年代的文化討論，人們逐漸認識到：從根本上講，中西文化的不同是農業文化與工業文化的差別；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必然面臨着從農業文化向工業文化轉變發展的問題。這就意味着，中國文化的轉型發展根源於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所必須直面並解決好的重大問題。對此，胡適、陳序經等人提出了全盤西化、否定傳統文化的激進主張，馮友蘭、賀麟等人主張建立現代新儒學，力求實現中國文化轉型發展與保持發揚民族性的統一。在【新事論】書中，馮友蘭指出中國社會正處於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階段，他主張中國要在科學、工業上學習西方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但在道德和價值上要沿襲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從而陷入了『中體西用』論的誤區。在【文化與人生】一書中，賀麟提出了思想道德現代化的問題，主張要對楊墨思想和功利主義進行新評價，以汲取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合理精神，從而建立與現代化建設和工商業社會相適應的新道德新觀念。馮友蘭和賀麟的這些論述，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現代化進程中思想觀念的大變革問題。然而，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想身份和儒學中心論的宗派立場，決定了馮友蘭、賀麟等人對此問題的探討並不徹底，反而陷入了『中體西用』、儒家思想倫理+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思想窠臼。

相比之下，張岱年結合現代化建設的實際，明確提出了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問題，從而深刻地把握到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核心和關鍵。針對傳統文化的偏頗與缺失，他主張要繼承和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精神，批判汲取中西文化的優秀傳統，以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他說：『建立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首先要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第二點是要正確認識、正確對待封建時代的文化傳統；第三點，最重要的是要攝取西方近代的成就。……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現在應當堅持三個原則：民主、科學、社會主義。』³193-194簡言之，民主、科學與社會主義相統一，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的發展方向。這就意味着，社會主義新文化是現代化、民族性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統一。具體來說，社會主義新文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我革新和現代發展，是建立在充分汲取西方文化優秀成果和批判繼承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它既是民族的又是現代的、既是社會主義的又是中國的。對此，張岱年又將其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

張岱年指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不僅是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最終目標，還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本質所在。他提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經過多次轉變，而近一百多年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大轉變的時代。時至今日，這次文化大轉變的性質更加明顯了。可以說，20世紀是中國傳統文化大轉變的時代，也是中國文化變革創新的時代。』³124在他看來，19－20世紀是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文化變革創新、走向復興的過渡時期。張岱年深信，經受了現代化的洗禮後，中國文化必將經由變革創新而迎來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晚年時，他指出：『二十一世紀應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包括中華文化的復興。中華文化的復興即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興起。』⁴140事實上，謀求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貫穿了張岱年的學術生涯；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就把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與實現中國文化復興視為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由此可見，張岱年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問題的思考和回答，始終是以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為根本特徵，這是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重要表現，也是他區別於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關鍵所在。

必須指出，張岱年對中國文化轉型發展問題的論述，充分反映了他重構中國哲學、進而復興中國文化的學術主張。張岱年始終認為哲學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礎，強調要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振興，必須要有一種切合現實需要、順應時代發展、能夠鼓舞人心振奮精神的新哲學。他說：『尤其在中國現在，國家與文化都在存亡續絕之交……在此，如企圖民族復興，文化再生，更必須國人對於世界對於人生都有明切的認識，共同統會於一個大理想之下，勇猛奮鬥，精進不息。在此時是需要一個偉大的有力的哲學作一切行動事業之最高指針的。』²237為此，他提出了唯物、理想、解析、綜合為一的新哲學構想，主張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哲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結合在一起。具體來說，在哲學方面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的唯物論、辯證法傳統相結合，在方法論上將唯物辯證法與邏輯分析方法相結合，在人生論方面以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為基礎繼承和發揚中國哲學剛毅進取、自強不息、追求理想人生的優良傳統。在一定意義上，張岱年對變革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論述，實際上是重申了他在20世紀30－40年代所提出的重建中國哲學的偉大構想。

進一步講，所謂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其實就是哲學形態和思想內容的轉變，亦即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事實上，張岱年正是從重建中國哲學的角度出發，來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長短得失，進而把握到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核心和關鍵。這就意味着，探求中國文化的轉型發展問題，必須從哲學的視野和高度來切入；而要推動中國文化的轉型發展，就必須緊密結合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和創新發展。可以說，這是張岱年在文化問題上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最深刻的思想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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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¹ 杜運輝.張岱年集:上冊[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

² 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一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³ 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六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⁴ 張岱年.晚思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⁵ 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七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⁶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四卷[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⁷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一卷[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