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史不是為了復古,而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

傳承歷史，銘記歷史

唐太宗的治國成效到底如何？太宗於公元626年即位，公元649年去世，在位二十三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明君，有人稱讚他是『千古一帝』。受【群書治要】的影響，太宗以能用賢納諫、尊儒重道、勤政愛民而著稱。他以文治天下，力行節約，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很快使社會出現國泰民安的局面，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為後來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基礎。

『貞觀之治』的社會秩序到底好到什麼程度？【資治通鑑】記載，貞觀六年，『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太宗親自查錄被關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憐憫之心，於是放他們回家，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到了第二年，『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沒有任何人監管的情況下都按時回到朝堂，竟沒有一人逃亡。於是太宗將他們全部赦免。

有詩讚嘆太宗說：『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來歸獄，……以心感人人心歸』。這都是太宗皇帝以心感人的結果。所以，那時中國的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的心中沒有怨氣，社會秩序良好。

不僅如此，貞觀王朝還是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貪污的王朝，這可能也是太宗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太宗統治下的中國，因為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歷史的最低點。這和太宗運用【群書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則，重視道德教化，並且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制度來預防貪污腐敗密不可分。這些成就的取得也說明，運用聖賢之道治國，不僅有效、易從，而且快速。

【貞觀政要·論政體】記載，貞觀七年（公元633年），太宗和秘書監魏徵漫談自古以來治理國家的得失時說：『如今大亂之後恐怕不能急於實現大治。』魏徵說：『並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難困苦時會憂懼死亡，憂懼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進行教化。因此，大的動亂之後更容易教化，就像飢餓的人對飲食更容易滿足。』

太宗說：『賢明之人治理好國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滅殘虐，廢除殺戮。大亂之後要想大治，怎麼可能在短期內做到呢？』【論語】中也說：『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所以太宗認為，要恢復太平，即使是賢明的人來治理，也需要上百年的時間。魏徵卻說：『這話是對一般人來說的，並不能用在賢明之人的身上。如果是賢明之人推行教化，上下齊心，就像響之應聲那樣響應迅速。事情不求快，也會很快地推行下去。一年就能見成效，看來也並非難事。如果說要三年成功，應該說已經太晚了。』

太宗聽後，覺得魏徵說得很有道理。但是，封德彝等其他大臣卻說：『夏商周三代以後，百姓逐漸浮薄奸詐。所以，秦朝專用嚴刑峻法來治國，漢朝以仁義雜用刑法治國，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卻沒有成功。怎麼說是可以教化，卻什麼都不去做？如果聽信魏徵所說的話，恐怕要敗亂國家。』

魏徵聽後，說：『五帝三王治理國家，並沒有把老百姓換掉。也就是說，百姓是同樣的百姓，但他們仍然能把百姓教化好，可見，施行帝道就成其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為王。關鍵在於，當時的治理者是否施行教化而已。看古書記載就知道，從前黃帝與蚩尤作戰七十多次，天下亂得很厲害，而勝利以後，天下很快就太平；九黎作亂，顓頊出兵征討，平定以後，仍不失其為治世；夏桀王昏亂淫虐，商湯把他趕走了，但是在湯治理時期，也實現了天下太平；商紂王專干荒淫無道之事，周武王便起兵征討，到了武王的兒子成王在位時，也實現了天下太平。如果說，百姓日漸浮薄奸詐，再也不會淳樸，那麼到現在百姓都應該變得和鬼魅一樣，還能實現教化嗎？』

封德彝等人想不出辯駁的話，但仍認為魏徵的話行不通。幸好魏徵博覽群書，對於歷史的教訓了解得非常透徹，他引經據典讓大臣們無話可說。而太宗也確實是一代明君，能夠辨別是非、善惡、美醜，在臣子們的辯論中選擇魏徵的建議。太宗堅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結果幾年之間，天下康復安定，突厥被打敗臣服。

唐太宗對群臣說：『貞觀初年，人們頗有異議，認為當今並不能實行帝道、王道（帝道、王道是以聖賢的教誨感化人心），只有魏徵勸朕推行，朕聽了他的話，不過幾年就達到中原安定、邊遠的外族臣服的結果。突厥從來就是中原的強敵，如今突厥的首領卻佩刀值宿來做禁衛，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也就是說外族也受到大唐文化的影響。朕能取得這種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勞。』

太宗又對魏徵說：『玉雖然有美好的本質，但如果藏在石頭裏，沒有好的工匠雕琢研磨就和瓦礫碎石沒有區別。如果遇上好的工匠，玉就可以成為流傳萬代的珍寶。朕雖然沒有好的本質可供愛卿雕琢研磨，但多虧愛卿用仁義約束朕，用道德來光大朕，才使朕有今天的功業。愛卿確實是一位良工巧匠。』太宗對於魏徵非常恭敬，視他為老師一樣，自己也很謙虛，甚至把貞觀盛世的成就都歸功於魏徵。

由此可知，能夠成就盛世是結果，原因是最高領導者，即天子，能夠任用賢臣，推行正確的治國理念。太宗能夠以史為鑑，接受魏徵的諫言，相信通過儒家倫理道德教化可以把人教好，所以對聖賢教育深信不疑。這些聖賢的政治智慧都是從【群書治要】中承傳下來。

歷史上，【群書治要】被日本人從唐朝帶回日本。從此被日本的歷代天皇、皇子、大臣奉為圭臬，成為學習研討中華文化的重要經典。唐朝時期交通不便，日本留學生來中國留學，要帶回去的書需要手抄，所挑選的是眾多典籍之中的精華，抄寫下來帶回日本，後人手抄、翻譯、流傳的也是挑選最有價值的。這部書傳到日本後，確實幫助日本創建了承和、貞觀兩代盛世。

歷史的經驗教訓，對於今天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四講中說：『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孫中山先生很有先見之明，他曾留學歐洲，對中外的政治思想都有很深的理解。孫中山先生認為歐洲比中國先進的地方只有科技和機器，要說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向中國人學習。孫中山先生還說：『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在一百多年之前，孫中山先生已經有這種見地，已經看到西方思維的偏頗，認為必須要靠東方的哲學與文化才能調整偏失。

當代著名歷史哲學家湯恩比教授在【未來屬於中國】這本書中也提出，只有中華文化能夠救世界，未來是中華文化得以普遍宣揚的世界。學習【群書治要】就知道，傳統文化中的『仁者無敵』『和而不同』的理念等，確實能為世界帶來永恆的安定和平。所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否得以弘揚，關係到整個世界的和平、未來。

中國有五千年的經驗、五千年的智慧、五千年的方法、五千年的治國效果。在世界文明歷史上，四大古文明中，其他三個古文明都中斷了，唯有中華文明承傳至今，綿延五千多年而不衰。中華民族至今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靠的就是五千多年的文化傳承。所以，我們這一代人要有責任心，使輝煌燦爛的文化發揚光大，要有『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感，把古聖先賢良好的治國理念、方法傳承。

當然，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還要用當代的事情做印證。【群書治要·史記】中說：『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野諺』，是俗語。『前事之不忘』，不忘前事，這是一個倒裝句，能夠汲取過去的歷史教訓。『後事之師』，以後做事的借鑑。君子治理國家，考察於上古的歷史，驗證以當代的情況，還要通過人事加以檢驗，從而洞察興盛衰亡的規律，審察是否適宜變化的形勢，取捨有條理，並順應時代制定相應的策略。因此歷時長久而國家安定。

這句話告訴人們，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要把古代治國理政的經驗，運用在當代政治治理和企業管理之中，觀察是否依舊有效。比如，古人說的『君仁臣忠』，『君』是領導者，『臣』是被領導者。現在有些企業把『君仁臣忠』的理念運用到企業管理之中，創下了『中國式管理』的很多案例，確實達到了『不忍欺』，即員工不忍心欺騙老闆，說明這種觀念在今天依然適用。當然，還要審時度勢，根據條件因地制宜地進行調整。比如，古禮的最重禮是三跪九叩首的禮，現在如果行三跪九叩首禮就不能接受，會讓人認為是封建。所以現代的最重禮，就改為三鞠躬禮，特別是在公共場合則更要順應現代人的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做相應調整。

所以，學史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復古，而是為了做好現實工作，更好地走向未來。在建黨百年華誕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連續講了九個『以史為鑑、開創未來』，強調了學習黨史、國史、古為今用的重要性。對於肩負率領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這一偉大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而言，要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需要深入國史、黨史的學習，古鏡今鑒、古為今用，達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的效果，從而更好地展望未來、走向未來、開創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