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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如前所述，負販行商的定遷安居，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發展，各地市場日益完善，城鎮商業興盛，居民消費量擴大且相對穩定，這確立了商業的物質基礎，亦決定了貿易發展到何種程度、採取怎樣的經營方式。商品經濟進入這一境界，商販客居或固居於一地，非但利益上不受損害，而且根據各自所需獲得了一個理想的物流環境，經營更為得心應手。水陸路交通的日漸便利，商業分工的日益細密，也無需商人將採購、運輸、銷售等集數職於一身，而可以固定一端，專致於一業。而由於經濟關係的變動引起的國家有關經濟政策的改變，如鹽業政策、賦役代銀制、北部邊餉銀幣化[130]等，也都在客觀上給行商脫出身子、移居他鄉創造了有利條件。
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為行商的可以落遷定居提供了一個可能。而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只是社會分工的細化。中小城鎮的勃興，城鎮人口增多，城鎮市場的趨於成熟並對周圍地區產生幅射，是吸引也是可以容納商賈落遷定居的重要因素。嘉、萬年間，徽商李氏，因嘉定『南翔大聚也，多歙賈』，『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淮間，間歲還歙，然卒以嘉定為其家』[131]；徽商程文箴『晚乃賈於常熟，卒用以饒。常熟於蘇為大邑，居江海水陸之會，有湖山膏腴之產，凡魚 米鹽布縷之屬羨衍充斥，閭閻富樂，可以逐什一之利。君乃佔市籍，程督其諸子歲轉閩粵之貨以與時逐，業VV起，不三數年，凡致千餘金，令三子修其業，自屏居裏中』[132]；徽商李廷芳『卜居金陵』，為的是『握奇贏以占消息』[133]；徽商查傑，『度鳩茲（蕪湖）為四通五達之途，此天所授轉輸地也』[134]。傍靠豐富的地方（貨物）資源，追求適宜的經營環境和生活環境，自是商賈的人生目標。所以，大批中小城鎮的興起，為負販行商們的落遷定居提供了良機。當然也有商賈到不是中原繁華熱鬧的城鎮而是到邊遠小鎮落戶的，如有的江西商人就到雲南僑居經商[135]。這是為尋找和追求市場而作的選擇，是商家所遵循的『人棄我取』原則的表現。總之，負販行商對落遷定居地的選擇，首先是以市場為指標。
行業也是決定落遷定居地的一個重要因素。嘉、隆時人王道隆所說：『成化以前，謀饔飧者以興販為能……今則市廛以質當相先』[136]。明中葉，經營高利貸典當業獲利豐厚，甚至是暴利，業主最易積累資本，而且風險小，因而許多人受吸引從事此道，『每以質庫居積自潤』。放債開當，自不可在行旅中進行，必須要居定一地。如徽商汪通保在上海謀子母錢，即『治垣屋，部署諸子弟，四面開戶而居，客至則四面應之……』[137]洞庭商人中也有少年時行走四方，販賣物貨，『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個解庫，托着四個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138]。晚明僅在南京一地開當鋪的徽人、福建人等，就達500家之多[139]。這是因行業之故選擇定居地的例子。當然這也與這些商人在資本累積到一定程度後，為進一步謀求大利有關。
國家鹽業政策的變化，是使得一部分原來販負行走的鹽商改而坐鎮一地的主要原因。弘治五年（1492年），葉淇變革鹽法，實行『折色開中』，也即運司納銀制，鹽商得以由原來的納粟邊境改為納銀運司，解除了原來組織商屯、守支和經常遠涉的艱難。此後，政府還承認了鹽商有委託他人憑引支鹽和越場支鹽的權利，又准許典當典賣鹽引，也即鹽引的轉賣，從而引出了鹽商中邊商和內商的分化[140]。邊商納銀取得鹽引，不必直接參與鹽的運銷，他們中一部分人開始穩定於邊鎮，專門履行引商或糧商之責。而許多內商（其中以山陝、徽商集團最為龐大）則紛紛南下，向兩淮、長蘆、四川、福建及仁和、錢塘等浙江等主要產鹽地麇集並落居，尤其是以居全國之冠的鹽業集散地揚州為中心，積極擴大經營範圍，逐漸壟斷鹽的運銷。據隆慶年間任右僉都御史的龐尚鵬記：『廣陵（揚州）當天下之中，俯視河東……財賦居天下之半』，『即如兩淮鹽商挾貲旅寄，多攜其家，生長子弟……各省商人占籍州縣者凡數百家，有祖宗墳墓，丘壠成行，已歷數世於此，長子育孫，蓋世為揚人矣。』[141]浙江衢、嚴二府地處浙、閩、皖、贛四省的交通要道，與徽州相近。徽休寧、歙等縣許多行鹽商人僑居此地，常山縣中有名的即有『金浩……明萬曆間業鹺來常，卜居於觀瀾橋』；『許邦榮：……明萬曆年間業鹺遂家於邑東隅新街』；『吳國利……崇正（禎）間業鹺居邑，後遷於季村』；『王季光……明萬曆間以業鹺遷居邑城二十裏江家村，九世孫（清代）桂芳入籍。』[142]等等。鹽是明代的大宗商品，市場廣闊，從業人員眾多。國家鹽業政策的改變，給許多鹽商帶來了改變原來生活方式和經營方式的契機，使他們有可能在大城市定居。同樣，國家其他一些經濟政策的改變，如賦役代銀制、北部邊餉銀幣化（這種改變都是隨着當時社會經濟發展進步而作出的）等，也都為負販行商們的落遷定居提供了機會和可能。
總之，大批負販行商從飄泊不定到落地安居的轉變，有些負販行商從商人隊伍中的主力軍變為輔助性質的輜重部隊，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負販行商作為商業從業人員中的一部分，始終是存在的。對於負販行商個人來說，定居並不是他們必然或唯一的選擇。他們中有的人會依然選擇負販；有的會因定居後資本的消長和商情的變化而重新回到行販行列；有的則乾脆離開商業領域，買地農耕或經營手工業作坊……對於這些現象，馬克思的一段話能幫助我們加深理解：
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上文『交往』馬克思用commerce一詞）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可見，人們藉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着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着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係的經濟關係。[143]
這裏『交往―commerce』一詞，包括了貿易、交易之義。
負販行商定居化的趨向及實踐，對其個人來說，是他們事業和生活質量的一個提升。他們可以借在異地僑居而擺脫故裏土地的束縛和賦役負擔；可以根據市場、利潤、環境等選擇居所，以進一步拓展他們的事業，追求舒適的生活和享受。如有不少大商人選擇在大梁（河南開封之古稱）居住，『大梁，北方一都會也。巨賈所聚，而山陝東西、大河南北，咸倚辦市貨財，以故巨賈每雄坐大梁，燕京、四省取足焉』[144]；他們可以『坐列街市，日登壟斷，窺時去取，賤買貴賣，獲十分利，納分毫之稅』；他們還可以『乘堅策肥，冬溫夏清，妻子無苦身之勞，飲食有兼羞之膳，四時有適體之服』[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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