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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明中葉以後，在我國城鎮店鋪業發展的過程中，還呈現了與以往商業活動不同的一些重要變化之跡象，透射出當時社會經濟中某些新的動向，其主要特點是：
一、經營隊伍中增添了新成員――大批文人學士的加入
成化、弘治以後，由於商品活動的活躍，在流通和銷售中產生的高額商業利潤，吸引了社會各階層、各色人等都參與到經商營利的洪流中去。明初，國家曾有令禁止宗室、勛舊經商貨殖，但到中葉以後，宗室『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如楚王府所在地，通衢綢帛店『俱系宗室』所有[50]；宦官則幫助皇室經營珠寶、綢緞、古玩等物，其店貴稱『皇店』，甚至連正德皇帝也親自開設酒館――當然其中玩的成分居多，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開設商業店鋪的吸引力；首輔高官如嚴嵩家裏開設店號，徐階『自廢退以來大治產業……越數千裏開鋪店於京師』[51]，這是上層。在中下層，不少庶民地主離鄉進城經營買賣；種田賦重，許多農民也改做商販或小本經營小攤鋪；軍人則離崗開店設肆當了業主，自由職業者如和尚也開設『醬食店』、道士創辦『線米鋪』……這類情形雖前代亦有其例，但都不如明中葉以後那樣普遍和有那樣多人的投入。尤其是，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中，文人學士的價值觀念，如四民、義利、賈道、治生觀等發生根本性變化，原來不齒言利、不屑商賈的士大夫（包括其家庭成員）也進入經商隊伍，晚明社會『棄儒服賈』、『棄文從商』已蔚然成風。
在明中葉士大夫的文字記載中，保存有大量關於『棄儒就賈』的實例。江南地方向以物產富庶、儒業昌盛、民風淳厚而著稱，而到正德、嘉靖年間，成百上千的士人開店設鋪。江北的一些儒生，在經歷了『頂了讀書二字，沒有別樣行業，（又恰遇荒年）……竟弄到朝不謀夕的地位』的生活後，不免悟出『那秀才是個吃不飽着不熱的東西』[52]之理，因而也不再掩飾追求實利的心態，改為經營生意，甚至甘當店鋪從業者，操持簿冊賬目、執任會計掌事，以解決生計。各地還有一部分士人經商，是為了貼補課業，『諸生中，亦有籍父兄子弟營生，以資課業者』[53]。由陳智超先生開發、闡釋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其主要收信人―方用彬，也屬這種情況。他既有國子監生的資格，而且能詩善畫也確有相當的文化造詣，又熱衷於社會交往和交遊，而支撐這種種文化活動的，正是商業。他（與族弟）在家鄉歙縣岩鎮開設了『寶鋪』或稱『寶店』、『寶肆』，或經營借貸，或出售字墨書籍、古玩器物，等等。[54]
與一般的商人相比，文人經商自有其獨到的優勢和特色。如上述方氏一樣，有的文人專門從事文化商業活動，如經營書鋪、字畫鋪、香鋪、花鋪、古董鋪等。經營這類物品，對他們來說確是其擅長，而且也被時人認為是最雅的生意[55]。明末蘇州常熟人毛晉，應試不第，乃回鄉以收集、刻印及販書、買賣字畫為業，裏中諺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 [56]生意做得不小。但是也有經營別種店鋪的，如蘇州w橋孫春陽鋪主，原來是寧波人，『萬曆中年甫弱冠，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為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南貨鋪）』[57]。南京有一位叫李素居的，『幼攻舉子業，往往不遵朱注，坐是失意於有司，乃棄儒學醫』，後以賣膏藥度日，開了一個地不過五尺的藥肆[58]……這些都反映了當時儒生文士拋棄陳舊、傳統的輕商觀念，打消經商有玷清譽之顧慮，適應時勢的處世理念。應該注意到，官方史書或正統儒士的記載多少要給文人經商塗上一層不得已而為之、近乎被迫的色彩，或者蒙上雖然經商但仍心系仕途、不棄舊學的面紗。這固然是事實，但亦非盡然。在明清小說中，有大量敘述和描寫文人棄學經商的故事，其中不少都是文人主動改弦更轍，棄文經商的。這裏摘引幾則為證，如明末清初成書的【雲仙笑・平子芳】云：
湖廣荊州府有一官人，姓平名德，表字子芳……父親平雲峯，開個綢鋪過日。（後父死），子芳料理喪葬之後，便承了父業，依舊開張綢鋪。
……（後李自成起義，子芳逃難至揚州）幸喜那裏尚是太平，子芳便賃下一間房子，到蘇、杭販些雜貨，開個小店度日。[59]
同書另一篇【厚德報】記述：
話說明朝萬曆年間，蘇州府長州（洲）縣地方有一位官人，姓張名國瑞，表字昌伯……原來是儒家出身，自他父親不喜讀書，開一個布店，掙起富翁，有盛名。傳到昌伯也便繼述父志，比着父親更覺筋節，那些家資卻又多了幾倍。那富翁兩字，不消說是居之不疑了。[60]
李漁作【覺世名言十二樓】有述：
明朝嘉靖年間，北京順天府宛平縣有兩個少年，一姓金……一姓劉……兩人同學攻書，最相契厚。只因把雜技分心，不肯專心舉業，所以讀不成功。到二十歲外，都出了學門，要做貿易之事。[61]
……以上這些敘述描寫，反映了那個時期文人學士開店設鋪並非完全是生計所迫，而是他們的一種擇業，是自己喜歡愛好的選擇，因而是一種自覺行為。
開店設鋪比傳統的耕讀生活更具複雜性，做買賣尤需專門文化知識和智慧，如在進買貨物、出售商（產）品時，要計算成本與利潤、設法合資或借貸，要交租納稅、訂立合同、換算貨幣、典當抵押，甚至還要處理與政府關係、進行商務訴訟……這類活動中，文化上的優勢，尤其是能寫會算，肯定大大有助於經營。蘇州孫春陽南貨鋪經營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一例：
其為鋪也，如州縣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醬貨房、蜜餞房、蠟燭房，售者由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清）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為東南一大都會，群貨聚集，何啻數百萬家，惟孫春陽為前明舊業。[62]
『孫春陽』從明代的一個小鋪，發展到清代頗具規模、制度健全、專制南貨精品的名店，應該與其創始人的文化品味和精明，及採用了別開生面的經營方式不無關係。另外重要是，有些店鋪僱傭了一批能寫會算、素養較高的下層士人為之工作，它們的發展也得益於這些『掌記』、『會計』的文化修養與經營見識。當然，文人學士經商不免也有因其迂腐而失利虧損者。但大批文人學士進入商人行列，畢竟是給當時的商業隊伍補充了真正意義上的新生力量，而且也為店鋪商行增添了文化氛圍，促進商業文化向更高層次的發展，從而對晚明的社會變遷產生積極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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