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與漢代語言文字學的發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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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時期，我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即所謂小學得到進一步發展，而這種發展又是與儒家經學的獨尊和繁盛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滲透，相互促動，相得益彰。特別是經學，在漢武帝獨尊儒術、表彰六經之後，迅速躍居統治思想和正統學術的地位，成為各種學術門類建設、發展的理論依據和至上權威，語言文字學更是如此。漢代語言文字學的內容非常豐富，經書訓詁本身就在其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由於它們與經學的關係極其明顯，筆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幾部專門的語言文字學著作為考察線索和研究對象，展開分析、論述。不妥之處，尚祈方家教正。
一

通過儒家經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窺見我國(這裏主要是指漢族地區)語言文字學的萌芽和早期發展情況。像漢字的產生，前人依據【周易・繫辭下】之說，將上古結繩而治或伏羲作八卦與文字的起源聯繫起來。這儘管是一種傳說，但並非空穴來風、向壁虛造。結合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發現，完全可以證明，我國文字的起源，正是在傳說中的伏羲氏、神農氏時代。再者，不少經書還論及語言文字問題，特別是【論語】中孔子的有關論述更多。【先進】記有孔門四科，其中『言語』是僅次於『德行』的一科。【子路】則記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1]正是本着這一原則，孔子十分注意字詞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並在整理六經尤其是修【春秋】的過程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魯國舊史的基礎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講求微言大義、一字褒貶，這種【春秋】筆法不僅在中國史學史、文學史上影響巨大，而且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也頗多沾溉。胡適先生曾經特別強調【春秋】及其體現出來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語言文字上的影響』，指出：『孔子的「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穀梁】，都含有字典氣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說，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2]（P90）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中國修辭學、訓詁學的萌發，並非【春秋】一書使然，而是時代之必然，但毋庸諱言，【春秋】在其中確實是起着促進作用的』[3]（P22）。另外，【周禮・地官・保氏】還有關於文字『六書』的記載，只是未見具體所指。更為重要的是，大致在戰國時期，本用於經書訓詁的【爾雅】諸篇相繼問世，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實現了一次飛躍。凡此種種，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識特點的儒家經典及經學，一開始就與語言文字學有着一種天然的聯繫。
繼甲骨文、金文之後，中國早期的語言文字教學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字書或者說童蒙識字課本的編寫表現出來的。相傳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則接連出現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三者多取於【史籀篇】，廣泛流傳。可惜今已亡佚，僅有輯本和部分殘簡傳世。入漢以後，又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等一批新的字書陸續推出，它們不同程度地受到【倉頡篇】的影響，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續補。但與【倉頡篇】不同，它們已經帶有較為明顯的儒家經學的色彩，成為經學獨尊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直接反映。在這裏，就文字而言，『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4]（(漢書・藝文志】）。遺憾的是，在這些著作中，僅有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傳下來。
【急就篇】提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厲身，智能通達多見聞。』這就是說，為仕宦所必需學習的各種知識中，【詩經】等儒家經典佔有核心地位，人們從小就應培養讀經入仕的思想。我們知道，漢武帝獨尊經學、以經取士之後，研習儒家經典成了最主要的仕進方式，甚至幾乎發展到非通經學，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別是在西漢後期，朝廷公卿大都通過經術而進身。士人學子也普遍意識到讀經與入仕的關係。曾以【洪範】察變的夏侯勝就常對弟子們講：『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漢書・夏侯勝傳】）這種氛圍，自然會對學童的啟蒙教育有所影響。因此，本於為封建政治服務的經學之旨，【急就篇】極力渲染劉漢皇朝的威德和業績：『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穀孰成。』[5]另外，從書中似乎亦可窺見經學自身的演變。漢武帝尊崇的經學，實際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立於學官、設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經。直到元成之時，古文經學尚未走上前台。在社會上，人們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經學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聖賢並進，博士先生。』[5]還有它羅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見『【易緯】中頗有姓名與此同者』[5]（顏師古：【急就篇注】）。這說明，與今文經學密切關聯的讖緯之學對【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資。應該說，這些都透露出經學領域今文經學獨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