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隱士――王績

  作者: 蘆　瑩

　　在古代中國，有隱逸情懷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隱士卻不多。對於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古代士人來說，隱逸是仕進不利時不得不採取的一種生存方式，許多士人歸隱又出仕，終究難捨濟世之心，一生折返於仕隱間的初唐詩人王績亦非例外。縱觀王績一生的經歷，細讀其詩其文，他其實是被人們誤讀的隱士。鄙棄功名，宅心玄遠，是一個入仕理想不斷遇挫者最終的無奈選擇。
　　王績自小抱負遠大，隋大業末，王績第一次入仕。呂才【王無功文集序】中云：『應孝悌廉潔舉，射策高第，除秘書正字』。但不久就『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後屢被彈劾。王績嘆曰：『網羅高懸，去將安所？』於是『托以風疾，輕舟夜遁』，返回龍門。關於王績第一次辭官的原因，王績自曰『不樂仕進，自移其行』（【無心子傳】），呂才說是『端簪理笏，非其所好』，『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此次辭官固然是王績簡傲不羈的個性與官場禮法衝突的結果，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官職卑微。所以辭官後，王績並沒有真正歸隱，他漫遊南北，隋末戰亂中一度依附竇建德。可見其歸隱是待機而動，尋找更好的施展抱負的機會。
　　王績第二次出仕時，唐已代隋，呂才【王無功文集序】中云：『武德中，詔征，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貞觀初，以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關於王績的再次出仕，今人多認為與友人薛收的回鄉造訪有關。武德中，受到秦王李世民重用的薛收返鄉，王績與仕途顯達的同鄉兼同窗重逢，得到薛收的舉薦，王績應詔而起。然而空有門下省待詔之名，只有酒略能解其慰藉。不久，李唐王朝內部權位之爭愈演愈烈，經歷過隋末板蕩的王績對動亂頗為畏懼，出於全身遠害之思，他再次託名染疾，失落而歸。
　　王績第三次出仕，呂才【王無功文集序】說是『貞觀中，以家貧赴選』。王績果真是迫於『家貧』而出仕的嗎？當今學者或認為『家貧』是託辭。王績寫於貞觀五年的【答處士馮子華書】描述了第三次出仕前的生活處境：『吾河渚間，元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趣岸，各數百步。……近復都廬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並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可以看出王績第三次出仕前的生活還是較為寬裕的，他尚不至於『以家貧赴選』。面對開明盛世的貞觀之治，王績的濟世情懷不可抑止，這才是他赴選的真正原因。然而，再次出仕的王績依然沒有受到重用，所以他在做了兩年太樂丞後，又匆匆掛冠歸田。
　　由此可見，王績三仕，無論是應舉、應詔，還是託名『家貧』赴選，均是儒家建功立業進取之心促使。他的三隱，第二次是外部動盪環境所致，第一、第三次主要是由於不滿朝廷授予的卑微官職，故歸隱不過是王績濟世情懷、進取意識無法實現時的被迫轉向。
　　因無奈歸隱，王績常身雖隱而心難平。於是在詩歌中，他一邊抒寫隱居之樂，也一再表達對功名的不屑和對濟世的否定。『自覺勛名薄』（【春莊走筆】），『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煙霞送百年』（【解六合丞還】），『世途何足數，人事本來虛』（【端坐詠思】），『逃名遂得志』（【贈山居黃道士】）。這些詩句都表現出王績內心深處的失落以及對懷才不遇的難以釋懷。在這樣的心境下，王績也常吟唱出濃郁的人生浮沉之感和仕途失意之寂：『幽人似不平，獨坐北山楹。……擯俗勞長嘆，尋山倦遠行。……是非何處在，潭泊苦縱橫』（【山中獨坐自贈】），『潔身何必是，避俗豈能全？動息都無鬲，浮沉最可憐』（【贈山居黃道士】），『追念甫如昨，奄忽成空虛。人生詎能幾？蹙迫常不舒』（【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可以說，王績詩中流露的人生空虛感、幻滅感，都是由於仕途失意而導致的感受。其臨終前撰寫的【自作墓誌文】也真切表達了他對自己一生不遇的無奈：『起家以祿仕，歷數職而進一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游於鄉裏。』所以，王績終其一生未能化解仕途不得志的苦悶。在官場與田園中踟躕的王績並非陶淵明式的真隱士。他狂狷高蹈的魏晉風度背後是儒家的進取精神和功名意識。那麼，王績強烈的進取精神究竟源於何處呢？
　　（一）地域文化影響
　　呂才【王無功文集序】云：王績，『太原祁人。高祖晉陽穆公自南北歸，始家河汾焉』。河汾，在北朝後期屬東魏、高齊轄地，太原王氏為山東舊族之一。北方大族在南北朝時期一直嚴婚媾，守門戶，多聚族而居，極重禮樂傳家，但他們在仕宦方面不象南朝的南方大族可以憑藉門第優勢進身，於是他們不得不研習儒術，以此競進求仕，努力進入鮮卑族統治集團。這使得北方儒學基本繼承了漢儒的學統，注重於現實的政治問題。可以說，強調學問的實用價值是北朝儒學的內在精神，這一精神也使北朝士族普遍具有強烈的入世傾向。河汾所在的山東地區是北方儒學的重心地區。從北魏到齊、隋，山東地區湧現了許多經世致用的士子，他們以儒家經術為治政之策，以實際事功為其治學準則，以該博墳典進身。這種地域文化傳統中的經世致用精神正是王績進取抱負的重要文化根源。隋末唐初之時，高士廉、薛道衡、房玄齡、孔穎達、魏徵等亦是博學通儒，他們一生奮其志業、思成大事，是山東士子新時期的代表。與他們同時的王績同樣深受地域文化傳統的影響，所以王績即使中年曆經失意，歸隱縱酒時，仍念念難忘早年抱負。
　　（二）家族文化傳統
　　關於王績的家族，在他【游北山賦】中稱：『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據杜淹【文中子世家】，王績家族稱儒門始於六世祖元則，元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心道德，博考經籍，江左號為『王先生』。此後王家『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代冠冕，皆歷國子博士，終於卿牧守宰』（呂才【王無功文集序】）。累世經學，累世為官，形成家族傳統。所以，王績自小就接受了經學教育，『八歲讀【春秋左氏】，日誦十紙』（呂才【王無功文集序】）。並立下了明確的志向：『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晚年敘志示翟處士正師】）
　　又據【文中子中說・王道篇】，王績五世祖名煥，曾著【五經訣錄】五篇，言聖賢制述之意。四世祖王虬，曾著【政大論】八篇，言帝王之道。其三世祖王彥，曾著【政小論】八篇，言王霸之業。其祖名一，精於禮。其父名隆，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曾向隋文帝奏【興衰要論】七篇，言六代之得失。由王績祖上的著述，可以看出王氏家族經學的傳襲並非純學問的研究，而是緊密關注現實，意欲干預政治。
　　祖輩父輩的觀念影響了王績，可以說他的濟世情懷和進取精神主要來源於家庭文化傳統，然而對其出仕心理影響很大的還有其三兄王通。王通是隋末唐初的大儒，早年懷四方之志，到處遊歷問學，後至長安，上奏隋文帝太平十二策。其獻策雖未被皇帝接納，但王通的政治抱負卻在王績心中留下深刻印記。在【答處士馮子華書】他說：『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在【答程道士書】中，他再次說自己的政論觀念深受王通著作影響：『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續明【六經】。吾好其遺文，以為匡世之要略盡矣。』
　　王通不僅直接影響了王績，他的門人和朋友亦對王績有所影響。王通獻策失敗後，退居河汾，講經授學，身邊集結了一批志向遠大的士人，如杜如晦、陳叔達、杜淹、房玄齡、魏徵、李靖、薛方士、薛收等。王通的這些門人和朋友大多與王績也有交往，他們在唐初頗受重用，使王績也萌動躋身廟堂、建功立業之心。王績在【答處士馮子華書】中說：『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伸其才。公卿勤勤，有志禮樂；元首名哲，股肱惟良。何慶如之也！』對房、李、魏被重用賞識的欣喜中散發出王績的渴羨。羨慕之餘，他不禁發出喪失出仕機會的感慨：『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為恨耳！』
　　（三）時代環境
　　王績一生歷隋唐兩朝，雖然間經離亂，但整體上身處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時間居多。他年輕時，正當隋煬帝大業初，政治上尚呈現一片『艷艷風光，欣欣懷抱』（【三月三日賦】）的昇平氣象。中年時，又逢李唐王朝的統一，隋季喪亂的結束，太宗即位後選賢任能，整肅吏治。可以說，穩定的社會局勢為王績積極入世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王績生活的年代，以積極入世為時代精神。高祖、太宗兩朝非常重視官員的實際才能和所建立的功勳，面對『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資治通鑑】卷一九二）的情況，朝廷多次下詔要求官員們網羅人才。所以，當時整個士人群體表現出強烈的建功立業之心。【新唐書・隱逸傳序】云：『唐興，賢人在位眾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舊唐書・高士廉傳】亦云：『近代以來，多輕隱逸。』生活於其時的王績自然也受其影響，表現出投身現實政治的入世精神。因此，王績隱而又仕，他等待和尋求的其實是開明的政治和賞識他的伯樂。
　　總之，『思待詔』，『覓封侯』的人生抱負，濟世情懷，終王績一生並未泯滅。無論是在官時的散誕、轟飲，還是歸隱後的高蹈、狂狷，都只是他人生失意而內心苦悶的宣洩。透過其仕隱經歷和詩文感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被人們誤讀的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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