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方言與嶺南文化

  來源: 深圳特區報

[編者按]：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地方歷史文化傳承和新興時代文化發展互相融合而成的，因而，它們具有『務實性』、『兼容性』、『開放性』。移民城市的文化尤其如此。而文化的這種『務實性』、『兼容性』、『開放性』最鮮明的體現是語言。以廣東方言為例，它充分體現了新嶺南文化尤其是深圳移民文化的務實、兼容、開放等特色。
英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懷特曾經在【文化科學】一書中指出：『所有的文化都基本上依賴符號，尤其是依賴發音清晰的語言而產生並永存』，『因此，文化是依靠超體質語境的符號表達出來的事物和事件。』可以這樣說，語言以最典型的形式在自身中表現了文化活動，是文化的表達符號。
本報的文化專版曾發表過不少談論『嶺南文化』或曰『珠江文化』的文章，但若根據以上的說法，則可以推斷：研究『嶺南文化』而不涉及或較少涉及廣東乃至港台、海南等地的方言，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那是很不容易的。
『嶺南文化』的特質是什麼？有人說是『兼容性、務實性、得風氣之先、人才輩出』；有人說『嶺南文化』屬熱帶亞熱帶類型文化，也有人說『嶺南文化』已發展成為時代先進文化，以廣州為中心的文化，可用多元、兼容、開放、變通、熱帶海洋文化來概括。談到深圳文化，則有人說它既有嶺南文化的傳承，又有海派文化的品性，是移民文化。但也有人認為，以上概括對中國其他一些地方的文化來說同樣適合。我們認為，研究同屬中國文化的各地文化有時應該『從散不從聚』，因為中國文化的許多特質（如『務實性、兼容性、開放性』等）在各地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各地文化的不同，多數體現在『特色』上，是同一棵『大樹』中『枝葉』的不同。那些經過抽象概括了的概念性的『特質』很容易形成交叉，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顯得似是而非。而方言，則是各地文化獨特之處的最明顯、最直觀的表現。要研究嶺南文化的特色，就必須研究當地方言。而在移民城市深圳，則還要兼顧其他方言。
『嶺南』的定義，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指的是『五嶺以南的地區，就是廣東廣西一帶』，有點偏窄。一些文化學者以『珠江文化』與『黃河文化』等相對應，並將其中的『珠江』定義為不僅指『珠江流域』、還包括了海南島和『韓江流域』。我們所認為的『嶺南』包括五嶺以南的中國全部地區―――兩廣、福建南部乃至港澳台、海南等地。與之相對應，所涉及的方言也不僅包括粵語，還包括了客家、潮汕以及海南、港澳台等地的方言。
語言是記錄文化的符號系統，語言和文化相互制約，相互影響。有的學者認為，語言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屬於制度文化層次。我們認為，如果把文化看作是立體的系統，並進而揭示其結構層次，具體地考察它的表層、中層和裏層―――物質層次、風俗制度層次和心理層次，就會發現，文化的各個層面都在語言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顯現出自己的結構。而嶺南文化則在粵、客、潮汕等方言中體現得非常具體、可感。
一、清代學者李光庭說：『言語不同，系乎水土，亦由習俗……』每一種語言的地域性變體―――方言，都與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聯繫。這裏所說的文化背景，包括地理環境、地方習俗、傳統觀念等。
『地理環境』所造成的差別可以用『雪』為例：魯迅先生曾經指出，說『燕山雪花大如席』，是誇張，但燕山確實有雪花，因此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說『廣州雪花大如席』，那就會鬧笑話了，因為廣州終年不見雪，這一誇張沒有『真實』做基礎。可是，在廣州、香港等地人們的口中，我們卻經常能聽到『雪』字。而且，他們不但用雪，還吃『雪』：不信？請看：雪櫃、雪條、雪糕、雪藏汽水、雪屐、雪珠、雪種、雪豬、雪住先、雪水……真的是雪嗎？非也。『雪櫃』者，冰箱也；『雪糕』者，雪糕也；『雪屐』者，溜冰鞋也……滑雪，也大多指的是『溜冰』。香港有『雪廠街』，因為以前這裏是製冰廠的所在地；『真雪溜冰場』也非既有冰又有雪，而只是相對於溜旱冰的場地而言，那裏的地板鋪的是真正的『雪（冰）』而不是水泥。
為什麼會『冰雪不分』呢？【廣東新語】說：『粵無冰，其民罕知有南風合水、東風解凍之說，即或有微冰，輒以為雪；或有微雪，又以為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辨者。』氣候環境與北方明顯不同的這一文化背景，使粵語中的『雪』系詞語的含義與北方的許多方言產生了差異。客家話的『雪枝』、潮州和雷州等地方言的『雪條』也是如此。
曾見一非粵籍著名漫畫家所畫的漫畫，名曰【粵人出遊】。畫中人均手提一桶排隊上車。提桶幹啥？『沖涼』去也。北方人多天不洗之後才進澡堂『搓澡』的習慣是廣東人所無法接受甚至覺得『核突（噁心）』的。廣東地處亞熱帶，夏天非經常用水『沖』身體就不會『涼』，但這在別人眼裏卻成了用以表現南北文化差異的漫畫題材。可見，南北文化的差異通過『沖涼』和『搓澡』這兩個詞體現得頗為可感。看很有文化品位的電影【洗澡】，嶺南人的感受與北方人肯定是不同的。
粵語的『騎樓』、潮州話的『五腳砌』，也是因應炎熱多雨的自然環境體現粵閩及東南亞等地建築文化特色的詞語。『騎樓』即過街樓（樓底下是行人路或街道，有柱，或曰街廊），這種既能躲雨避曬又不妨礙逛街的建築是體現當地人民文化智慧的結晶。可惜的是，在同樣是炎熱多雨的深圳，這類建築並沒有被『發揚光大』。如果設計者們懂一些粵語，是否能使深圳的建築因蘊涵較多的嶺南文化特色而更為實用呢？我們需要『地王』之類的建築以體現深圳文化的『先鋒性』，但在『步行街』這些更應該體現『實用性、平民性』的地方，其建築也少見『騎樓』或『騎樓底』，街廊偏窄且不相連，因而使得行人在烈日當頭的夏季或雨季裏少了一些有如廣州等地市民逛街時的從容和悠閒，從建築風格上看也沒有什麼統一的特點，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有學者指出，深圳西部的『海上田園』的穴居、樹居等景點雖不乏人文內涵，但卻因與本土的客粵文化毫不沾邊而顯得牽強，形成了『硬傷』，其理同上。而說『嶺南文化』屬『熱帶亞熱帶類型文化』，以常用詞語為例，也許更佳。
二、提起中華歷史文化的沉積，有不少人認為嶺南的許多地區比不上北京、西安等歷史文化名城豐厚，嶺南或珠江文化在繼承中華正統文化方面似乎沒有黃河文化、長江文化那麼直接。但實際上透過嶺南方言有時卻更有助於加深對我國傳統文化精華的了解。
例如，古典詩詞曲文的突出特點就是講究音韻與格律。但是，若只懂北方方言，對其中的一些奧妙之處就難於完全理解，就算在音韻理論方面搞清楚了，也很難談得上有比較感性的認識。而會說南方方言的人一經點撥，就很容易接受。例如：
『醉花陰』、『憶秦娥』、『菩薩蠻』、『念奴嬌』、『滿江紅』等詞牌一般均要求押『入聲』韻（『菩薩蠻』下半闋轉平）。怎麼『押』？只會說普通話者很難填好有這種要求的詞，因為在普通話中只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而沒有入聲。而多數嶺南方言卻保留了古代漢語入聲的讀法，只要稍加注意，就能辨別何為入聲字。如在廣州話中『一、六、十』等字發音不能無限拉長，三字分別讀yad、lug、sab，末尾分別有用以『頓』住韻母、發d、g、b音（但不爆破）的動作，使得該音顯得短促，這就是『入聲』字（『十』字在廣東幾大方言中的發音末尾雙唇均須閉合，有發b音的動作）。在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中，用廣東的幾大方言來讀，很容易發現『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豪傑』、『雄姿英發』中的『物、傑、發』以及同樣是做韻腳的『滅、月』等字均不能無限拉長發音（有d尾），是入聲字，符合詞牌要求該處須為仄聲且是入聲字的要求。而在只會說普通話的人讀來，『傑』為陽平字，『發』為陰平字，都不是『仄』，更不是『入』。
現代某著名詩人所填【滿江紅】詞有以下詞句：遠山落日；圖畫將逝；歸桑梓；年如矢；尋雙翅；破天驚石；無由見古鐘新寺；拼一試。
以『平仄』的要求觀之，是合格的。但以『須押入聲韻』的要求觀之，則只有『日、石』是入聲。試比較：岳飛的『瀟瀟雨歇、空悲切、賀蘭山缺、匈奴血』，毛澤東的『飛鳴鏑、只爭朝夕、五洲震盪風雷激、全無敵』，用廣東方言讀之，後一字均較短促，是入聲字。
以上例子可以說明，從『繼承和發揚文化遺產』的角度看，嶺南諸方言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歷史文化沉積的厚重感，而且這一感覺相對來說還顯得更為直觀一些。這種『直觀』還可以從粵、潮、客語『口語中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詞語（義）』等特點中體現出來：『鼎（鍋）、鑊（鍋）、箸（筷子）、着（穿）、衫（上衣）、除（脫）、卒之（終於）、屙（拉）、企（站）、渠（他）、睇（看）、畀（給）、翼（翅膀）、行（走）、走（跑）、面（臉）、飲（喝）、食（吃）、伊（他）、晏（晚）、索（繩子）、目（眼睛）……甚至連『於是乎、姑勿論、終須、皆因』這些不常出現在普通話口語中的詞語，在粵語中也都是口語常用詞語。就算是在香港這一非常『洋化』的地方，也還是保留了許多比普通話更能體現古代中華文化特色（或曰更『土』）的詞語，如『提堂、布政司、呈堂證供、堂費、按察司、出更、差餉、出糧、收銀處』等。相比之下，內地一些地方把『收銀處』當作『時髦』而非『古董』加以吸收的做法，卻有點可笑。將住宅區稱為『屯（加「阝」旁）』也是香港人喜『存中華之古』的表現。而以建設現代化城市為目標的深圳，也當作時髦而引進並寫為『村』字，於是，除了原有的『蔡屋圍』、『田貝（背）』等客家味地名外，又因盲目『港化』而新增了許多『城市裏的村莊』如『益田村、蓮花村』等，這卻顯得鄉土文化意味十足，極不協調，毫無必要。
三、粵語特別是香港粵語『外來詞多』這一『洋化』特點，是一般的外地人都比較容易感覺得到的。但這些詞究竟有多少？則並非人人知道。例如，下列詞語就經常出現在一般市民的口語和報刊中：
波（Ball球）、?巴（number號碼）、厘士（lace針織花邊）、騷（show表演，台灣譯為『秀』）、V士（size尺寸）、士巴拿（spanner扳手）、士多（store小商店）、草莓（strawberry草莓）、貼士（tips小費、提示）、多士（toast烤麵包片）、杯葛（boycott抵制）、落柯打（order下定單）、讀U（university讀大學）、安哥（encore再來一次）、沙士（SARS『非典』）、奶油（cream奶油）、artist（演員）、ball場（舞場）、bowl呔（領結）、concert（音樂會）、去court（上法庭）、cutting（剪裁）、玩line（打電話交友）、mood（心情）、part－time（兼職）、玩rock（玩搖滾樂）、打個round（兜一個圈）、cancel（撤消）、enjoy（享受）、keep住（保留着）、mind（介意）、full曬（滿了）、full－time（全職）、好high（飄飄然、痛快）、see－though裝（透視裝）、bra－top（乳罩裝）。還有奶昔（milkshake）、班戟（pancake）、布菲（buffet）、打吡（derby）、好Man、生cancer、好cheap、cheak下、好Q……再看傳媒上的這些詞句：99潮流IN＆OUT；三個男人一個Show；TeenTeen一百Fun；李玟cyberlooks騷低胸；五場冷Q有好介紹；最新promote狂野之城rave；party裝；華麗bra－top艷光四射……能全部看懂嗎？不一定能。可這也是嶺南文化的一部分呀。除了『的士、巴士』等少數常見而且已被普通話吸收的英語借詞外，粵語借詞還有那麼多，有誰敢說已經十分了解了呢？聽見香港人口中經常會很自然、毫不做作地『蹦』出以上詞語，自認為對嶺南文化非常了解的你，對自己的『文化水平』是否會有所懷疑？
當年，港英政府對香港與內地的來往進行的限制早就開始，文革期間北京發生火燒英代辦事件後兩地的來往更是基本上陷於停頓。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語言也發生了變化：原來兼容於香港多元社會中的非主流方言如吳語、閩語等的功能萎縮，經濟向第三產業傾斜、國際性大都市逐步形成的氛圍以及英人的管轄使得粵語中英語借詞大量增加。多起與民生有關的事件的發生又使港英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應變政策，把市民的心理意識和生活習慣引向掙錢自由、享受自由的軌道上。於是，香港粵語在洋化的同時又俗化了。於是形成了所謂的『三及第文化（英、粵口語、漢語書面語混用）』。這種具有歷史上形成的文化背景的依託、屬於群體意義上的社會行為是很難模仿的。內地『小資』們喜歡在口語中加進幾個英語詞語的做法與此相比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後者的『擺譜』和『有意為之』與操粵語者的『脫口而出』（文化水平低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說的是英語借詞），其文化心理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在『英佔』時期，香港粵語夾雜外來詞語有『賦予說話人從屬於某一群體的社會標記』的作用，體現了某種深層的文化心理。這種夾英夾中的粵語有高層和低層之分。高層粵語可運用於正式或較正式的場合，其用詞造句與共同語的書面語形式接近，說話人可以溫文爾雅地從中插入標準的英語詞語甚至語段。例如：『關於申報利益一事，我想再emphasis（強調）一下thefollowingpoints（如下幾點）……』―――內地及深圳的『小資』們所學的，大概就是這種話語方式，可惜的是沒法像那些從小接受中英文教育的上流社會人士說的那麼自然、流利，而且所用以『炫耀』的單詞一般較簡單，如說『給我一張paper』等，很是做作，這種貌似很『現代』的『精英文化』是不宜提倡的。
四、通俗的說法是，識字即有文化，不識字就是沒有文化。那麼，如果看不懂嶺南幾大方言的方言字，是否可以說對嶺南文化的了解還有所欠缺呢？
以下是一些廣東方言字：f（睡覺）、G（舌頭）、\（交談）、畀（給）、V（駝背）、?（母）、乜（什麼）、?（蕾）、`（宰）、叻（精明）、S（吸）、P（說）、K（這樣）、?（了）、咩（嗎）、?（們）、唔（不）、r、B（吧）、?（罷了）、A（剛好）、@（一點）、郁（動）、?（是）、嗌（叫）、?（的）、Y（東西）、V（浪費）、u（這麼）、噍（嚼）、?（說）、?（來）、囝（兒子）、_（藏）、f（瘦小）、@（祖母）、嬲（生氣）、R（最後）、a（站立）、慳（節省）、ィㄕ郟褂修邸⒚x、?、?、?、撳、、?、z、h、甩、?、跣、?、髀、睇、姣、f、@、?、吖、I、?、?、?、呃、啖、?、W、?、飫、y……
認得的有多少呢？恐怕不多。有認得的，如『h』，已被普通話吸收了。但『甩』是『脫落、掉了』的意思，『姣』是『風騷』的意思，『呃』是『欺騙』的意思，與普通話中這些字的釋義並不一致。更難以掌握的是，同一個字在嶺南各大方言中有時意義也是有區別的。例如，『嬲』在粵語中是『生氣』的意思，據『一女被兩男夾在中間必生氣』會意；在客家話中是『玩』的意思，據『兩男一女一塊兒玩』會意；在潮州話中是『奇怪』的意思，據『二男配一女乃怪事一樁』會意。而『y』在粵語中是『沒有』的意思，在潮、客語中卻是『不實』的意思。『車』＋『立』是什麼字？讀lib，是由英語lift音譯後造的形聲字，意為『電梯』。
上面我們只是就粵、潮、客幾大方言與地理環境、古漢語成分的保留、外語借詞、文字等幾個方面的關係淺述了它們所蘊涵的嶺南文化內涵，我們還可以從方言與飲食、性別、人名、地名、心理、廣告、風俗、文娛、交際等方面的關係再深入予以討論。我們可以據此提煉出『開放性、兼容性』等總結性詞語來，但卻沒有這樣做，因為意義不大。我們所要強調的是，想全面細緻而不只是概括、提綱性地探討嶺南文化的特色，並進而搞好文化建設，方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因為語言（或方言）是人類文化的一種記錄符號，幾百萬年來人類所創造的文化，大都保存在人類語言（或方言）之中。語言（或方言）並不只是人類社會的交際工具，它還是社團對內認同的標記和維繫的紐帶。掌握社團語言或方言，就擁有了可能成為該社團成員的一種重要資格，研究其文化才有了紮實的基礎和起點。新興城市怎樣才能加快文化積累、提高文化品位？深圳應如何發展現代都市文化並為經濟服務？這些問題的研究都不能完全繞過對廣東幾大方言特別是粵語的研究，否則就談不上文化的平衡發展。因為現代都市文化不能只靠創新求異或只強調其『移民』特色，還應包括當地歷史的沉澱。即使已經決定將深圳文化定位為『不是傳統的而是現代的』，也不能拔離粵客文化這塊土地而自足，更何況語言對社會文化的變化最為敏感，再現代化的事物也須靠語言來表達。例如，研究方言特別是處在資訊前沿的粵港地區人們口中的新詞產生的機制，也許就算是部分地抓住社會變化的脈搏了。建設文化大省、文化立市要體現其現代性是大戰略，但真正落實靠的仍然是細節。而毗鄰現代大都市香港以及省會廣州的深圳市，若是對最能體現粵客文化特色的當地方言視而不見，那是很難為自身的文化坐標準確定位的。
作者：邱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