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後期延安文學中的『語言』(4)

  來源: 中國文學網

評論家曾經普遍認為，這部小說善於運用東北農民的口語來表現人物、敘述故事，因而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和濃厚的地方色彩。作者自己也認為，農民語言『活潑生動，富有風趣』，如果把它『用在文學和一切文字上，將使我們的文學和文字再來一番巨大的革新』。他強調指出，【暴風驟雨】『是想用農民語言來寫的』，寫作中注意吸收了那些較為形象化、簡練對稱、音節鏗鏘與喜用典故的農民語言。老孫頭在小說中是個噱頭式的人物，作為一個車把式，他走南闖北幾十年，見多識廣，詼諧風趣，也是一個善於運用農民語言的老手，．這在小說中確乎可以隨時感受到，只要老孫頭在場，氣氛就會活躍起來。比如，小說開頭不久，老孫頭就着他的身世對工作隊長蕭祥說：  


　　隊長同志，發財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  
　　黃燦燦的，一個冬天嘩啦啦地像水似地花個光。  
　　你說能不認命嗎?往後，我泄勁了。今年元茂鬧  
　　鬍子，家裏吃的、穿的、鋪的、蓋的，都搶個溜光，正  
　　下不來炕，揭不開鍋蓋，就來了八路軍三五九旅第  
　　三營，稀裏嘩啦把鬍子打垮，打開元茂屯的積穀  
　　倉，叫把穀子苞米，通通分給老百姓，咱家也分到  
　　一石苞米。隊長同志，真是常言說得好：車到山前  
　　必有路，老天爺餓不死沒眼的家雀。咱如今是吃  
　　不大飽，也餓不大着，這不就得了唄?……  


　　顯然，這種農民語言的運用確實可以加強作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氣息，但也僅此而已。事實上，如果作品中出現的方言土語太多，東北以外的讀者就會感到閱讀的困難，因而阻礙作品宣傳價值的廣泛實現。比如，『西蔓谷』(莧菜)、『一棒子酒』(一瓶酒)、『扎古病』(治病)、『撿洋撈』(發洋財)、『老母豬不翹腳』(豬不用翹腳就能吃到，形容莊稼長得矮小)、『扎古丁』(搶劫)等等的方言土語，書中用得相當多，如果不加注釋，不把它們翻譯為普通話或共通語言，東北以外的讀者就只好猜啞謎了。而這，正是與周立波創作小說的主旨相違背的，因為他要宣傳或演繹的是農民鬥爭如暴風驟雨這樣的意識形態主旨，而帶有地域性的語言往往會阻礙其革命現代性含義的傳播，即會阻礙革命真理在全國範圍內的有效傳遞。此時，在階級論和黨的文學觀促動下的對於方言的運用問題，既不是為了形成地方認同，也不是為了形成民族主義主導下的現代民族認同，而是為了形成階級一民族主義規約下的現代階級性民族或政黨性民族認同，故而它必須在強調對地域性的工農語言運用的同時，又必須強調如何有效地把它們的地域性轉化為全國性乃至世界性。而這，才會最終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所內在設定的普世性品格相符合。再具體從文學本身而言，為黨的文學觀所規制的後期延安文學並不是為了創製一種地域性的延安文學，而是為將來構建具有同樣的政治意識形態屬性的民族新文學積累一些可資利用的探索性經驗，這也就是如周揚所言『為今天的根據地，就正是為明天的中國』所包含的意思。正因如此，農民語言在作品中只會成為『某個意義的點綴，而不是意義本身』。作品主導意義凸顯的語言，只能是工作隊長蕭祥的語言，即意識形態化了的語言。於是，在終極意義上，這套話語的主體既不是農民，也不是蕭隊長，而是給定了這套話語的話語及其權威者本身。於是，從話語轉換層面來說，作品敘事完成的過程其實就是意識形態話語滲透並改寫農民語言的過程，農民擁有了土地、分到了地主的浮財還不能說是完全『翻身』了，只有在土改工作隊幫助下學會了用一套新的語言來言說他們擁有了土地的革命性意義時，『翻身』才算真正完成了。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表徵趙玉林『覺悟』了的標誌乃是指他終於意識到了『階級恨』，為什麼深通農民語言之精髓的老孫頭到後來也居然用上了工作隊帶來的一套意識形態話語，而且說得那樣像模像樣：『咱們走的是不是革命路線?要是革命路線，眼瞅革命快要成功了，咱們還前怕狼後怕虎的，這叫什麼思想呢?』  


　　正是在這意義上，文藝整風後革命白話取替此前現代白話的過程，雖然包含了向民間語言學習的過程，但是，革命白話並不必然表現為革命主體工農兵自己的語言體系和言說方式。所以，延安文學在它後期的發展中儘管吸納了大量的方言土語、村俚俗話等農民語言或民間語言符碼，但它們並不能直接成為延安文學意義構成的主導性語言。有的學者認為，革命白話被構建的過程，『恰恰是農民語言所設定、所依賴的敘述方式、想像邏輯和生活經驗被取消掉、被過濾掉』的過程。這個結論未免絕對化了。事實上，革命白話並不是完全取消掉或過濾掉了農民語言所包含的一切，因為革命白話在其構建途中還有一個順應農民的語言習慣來予以自身調適的問題。在新的意識形態話語的設定中，強調知識分子向農民語言或民間語言學習，一方面是解決知識分子自身的改造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要利用它來進行革命宣傳的問題。而『做宣傳工作的人，不但時時刻刻要注意群眾的需要，要根據他們切身的利益來進行宣傳，而且要時時刻刻注意群眾的說話，用他們所熟悉了解的話，來表現我們所要宣傳的事情，這樣的宣傳，才能使群眾感到親切，才能為他們所「喜聞樂見」而收到效果』。這大概就是後期延安文學的話語生產所遵循的一個原則吧。


    作者：袁盛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