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後期延安文學中的『語言』(1)

  來源: 中國文學網

一  

　　  
　　延安文學是一種經歷了較大自我嬗變的文學形態，以1942年夏季開始的延安文藝整風為界，大體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延安作家積極響應毛澤東發出的『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掀起了一場全面走向民間的文藝運動。在這場文藝運動的廣泛開展中，『民間』其實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它既包括民間倫理、民間文化、民間藝術形式，也包括熟知並在民間傳播這些民間文化的民間藝人；既是指一種底層民眾尤其是農民的生存空間，也是指這些底層民眾的存在樣態。延安時期對『民間』的意識形態化改造和利用，正是以這個總體性的民間作為對象的，因為毛澤東希望，黨的宣傳教育部門能用新的意識形態去把一切民眾組織、發動起來，能讓新的意識形態佔領民間的每一個角落。本來，知識分子和新的意識形態在抗戰期間對於民間意義的發現是從發現農民不可忽視的精神力量開始的，因此，在探討延安時期民間的生成及其意義構造時，應該始終把『人』當作『民間』的傳承主體來考察，應該始終考慮到工農大眾的接受水平及其話語習性。也正是在這意義上，延安作家在其話語實踐中就頗有必要學習和運用民間的語言。  


　　但是，這個對民間語言尤其是農民語言的學習和運用在延安文學的發展中經歷了一個複雜過程，它跟延安文學本身的發展一樣，也可以文藝整風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整風之後的延安文學，或更確切地說，後期延安文學中的『語言』問題。在當時，『語言』問題其實不僅是個文學形式問題，更是一個體現了延安作家思想觀念的問題；它在延安文學的發展中也不僅跟民族抗戰的功利主義立場聯繫在一起，更是與延安作家對待工農大眾的態度聯繫在一起。事實上，這個方面日漸呈現出來的問題，也就不能不跟毛澤東正在積極創構的意識形態話語發生着某種潛在乃至顯在的碰撞，此種碰撞到了1942年春夏間日益表面化。這就使得毛澤東不得不把整風必然地引入文藝與文化領域，並使延安作家心態受到一次強制性的大調整。  


　　其原因首先在於，毛澤東思想構建進程中的重要依賴在於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在於以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漸次形成。而這一理論的本質性貢獻在於改變了以往正統馬列主義主要依靠城市工人階級的做法，而把中國最為廣泛的農民納入其意識形態範疇之中，並且因其在抗戰期間認為中國抗戰主要是農民抗戰，其主力是農民，士兵為穿上了軍裝的農民，因此，以延安及陝甘寧邊區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及其農民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建構中享有獨特地位。農民在毛澤東的思想視域中是一個帶有某種民主主義意味或革命現代性意味的範疇。因此，在毛澤東看來，誰傷害了農民的感情和利益，就是傷害了他正在創構的新的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就會必然表現為他曾予以嚴厲批評的自由主義觀念。抗戰初期，由於民族主義所具有的意識形態作用，也由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框架性設定和中共中央多元化領導局面的事實性存在，更由於毛澤東的意識形態體系還正處於積極創構和調適之中，因此，他對延安作家及其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藝術二元論觀念，以及他們對根據地農民和士兵所懷有的『五四』式啟蒙觀念，都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就當時在延安媒體上所公開發表的言論與作品來看，這種啟蒙觀念對農民的塑造在毛澤東看來肯定是充滿了偏見的。茅盾曾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指出：『農民意識中最顯著的幾點，例如眼光如豆，只顧近利，吝嗇，決不肯無端給人東西，強烈的私有欲，極端崇拜首領，凡此種種，也還少見深刻的描寫。』這裏所言『農民意識』，指涉的均是負面、消極的要素，透露的是一種典型的改造國民性的啟蒙眼光。反映在文學觀念上，就是『民族形式』論爭期間周揚、茅盾等人對於傳統民間形式所內含的封建意識形態的批判及其利用限度問題的討論，從總體上顯示了他們對民族文學舊傳統的某種程度的質疑。表現在創作實踐上，那就是在文藝整風前的延安文學中，對根據地農民的刻畫從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體語言的運用確實存在着某種程度的醜化和歐化現象，顯示出知識分子與根據地農民和農民化的士兵存在一定的隔膜。
  

　　為了便於大家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妨略舉幾個例證如下：  


　　例一：葛洛在小說【我的主家】中寫道：『農民們都是很傻瓜，很怕惹人的。』  


　　例二：雷加在小說【孩子】中有這樣一些句子：(1)『可見老百姓唯利是圖的態度是非常強硬的。』(2)『於是貧弱的言詞覆蓋不住的飛騰的感情，使她(指農婦――引者)滿臉燒得通紅，急顫着，露出了一付文化教育貧弱的格外可憐的窘相。』(3)『這是第三者的問題，不是她們兩個的事，向來是悲劇以外的人才覺得悲劇的崇高!』  


　　例三：馬加在小說【通訊員孫林】中寫道：『老鄉蠢笨的搖了一下手，向着一條清冷的大道走開了。』  


　　例四：徐仲年在一篇小說裏寫一位婦人罵丈夫的話，是這樣的：『你利令志(智)昏妄想在槍尖上跳舞!我看你在這片成千盈萬的同胞的血所染赤的疆土上能立足幾時!你是人還是畜生?是人還是魔鬼?膽敢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 　　



    倘若需要，這樣的例子還可繼續開列下去。由此可見，延安作家在整風前描寫根據地農民確實存在居高臨下、不貼切的問題，其中所用的語言學生腔甚濃，所表達的感情也多為知識分子想當然的感情，更有與毛澤東設定的文化(文藝)觀念存在頗不一致之處，這就是對農民的醜化現象的不斷發生。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就表露了相當警覺的態度。周揚曾在『民族形式』論爭中寫過一篇題為【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的論文，發表前送呈毛澤東斧正。文中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新舊交錯的社會，但一般地說，舊的因素依然佔優勢』，因而在『落後的農村』生存着的依然是一個『老中國』的子民，作家理應對之採取批判的啟蒙態度。毛澤東對此特別嚴肅地指出：『其中關於「老中國」一點，我覺得有把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混同，把現代中國的舊因素與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慮一番。現在不宜於一般地說都市是新的而農村是舊的，同一農民亦不宜於說只有某一方面。就經濟因素說，農村比都市為舊，就政治因素說，就反過來了，就文化說亦然。……所以不必說農村社會都是老中國。在當前，新中國恰恰只剩下了農村。』因此，『五四』式啟蒙觀念或魯迅式改造國民性觀念與毛澤東意識形態化了的農村和農民觀念是相牴觸的，除非對之加以符合意識形態化的轉換性改造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