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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黃春秋】 在實際情形中，皇上批閱的奏章，譬如孫丕揚的什麼奏疏，首先要由內閣大學士――皇上的秘書――看一遍，替皇上草擬一個處理意見，用小紙條貼在奏疏的前面，這叫擬票。現在的官場用語譬如『擬同意』之類，大概就是從這裏來的。擬票過的奏章呈到皇上手裏，皇上便參考大學士的意見口授旨意，秉筆太監持紅筆記錄，這叫批紅。無論名義上如何規定，呈送奏章的人，總不如閱讀奏章並提出處理建議的人權力大；提建議的擬票人，總不如拿着紅筆寫指示的人權力大――特別是在皇上又懶又好糊弄的條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貪玩，太監劉謹便把奏章拿回家與親戚和哥們商量着批，首輔李東陽也難以辨別真假。於是，就在這個並不違背常識和情理的過程中，行政權力的重心悄然轉移。
【明史・職官志】總結明朝的行政權歸屬，說：洪武十三年廢除宰相制度之後，天下事就由各部尚書負責處理。大學士當顧問，皇帝自己做決定。這時候的大學士很少能參與決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間，大學士因為有太子的老師的資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經在六部尚書的地位之上了，內閣權力也從此超過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嚴高用事，其地位已經赫然為真宰相。不過，內閣的擬票權，不得不決於內監的批紅權，於是，宰相權實際就到了宦官手裏。
不知不覺中，朝廷決策，官員進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許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紙空文。
(明)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卷八講了一個宦官對這種權勢變化的親身體會。嘉靖年間接一位宦官說：『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幾復矣。昔日張先生(引者註：內閣大學士中的首輔張璁)進朝，我們多要打個躬。後至夏先生(首輔夏言)，我們只平着眼看望。今嚴先生(首輔嚴嵩)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
這套體現在鞠躬拱手上的禮節變遷，實際上標出了明朝行政權力的變遷。名義上權力在皇帝手裏，但是皇帝不能幹、不肯干，這時候，在沒有合法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條件下，行政大權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顧問和隨從手裏了。這是潛在的規矩，卻是真正管用的規矩，不懂得這個規矩的人將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究竟是公開代理的宰相制度好，還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開代理好歹還有個公開推選宰相的過程，悄悄代理則全憑個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劉謹那種引導皇上玩鷹玩狗討皇上歡心的手段。
話扯遠了。簡單地說，就是明朝必定出現一個灰色的權勢集團，一個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權勢集團。這個集團有能力讓正式制度的維護者給他們讓路。孫丕揚不願意讓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讓路。雙方較量的結果，就是孫丕揚帶頭放棄自己手裏的安排幹部的權力，放棄肥缺的分配權，同時也就取消了灰色權勢集團的肥缺索取權，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標準安排幹部，一切由竹籤和當事人的手氣決定。這個抽籤制度建立後，吏部的後門果然堵住不少，當時的人們便盛讚孫丕揚公正無私。在這種盛讚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嚴重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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