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益網 長沙吳簡中有『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這樣的紀年簡。最初我們認為，這說明孫權在曹丕代漢以後，表面遵奉曹魏正朔，實則仍舊奉行建安紀年[1]。這個觀點，是可以得到文獻證實的。【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部有韋昭撰【洞紀】四卷，稱『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於此條下曰:『按建安盡於二十五年，此稱二十七年者，以接吳黃武改元之歲也。……吳未改元之前，仍稱建安之號，故是書止於二十七年。』此外，許嵩【建康實錄】卷一，於建安二十五年條下，也說:『曹丕代漢稱魏，號黃初元年，而權江東猶稱建安。』許嵩述江東事，孫權建號黃武以前，皆以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紀年。許嵩錯誤地把這幾年的時間多算了一年，非常混亂，但是他關於江東奉行建安年號的說法總是很明確的。
以上的材料，足以佐成我們最初的觀點。可是，接觸了一些三國時代吳國銅鏡銘辭的資料之後，我對於早先的意見產生了懷疑，轉而相信孫吳未曾在公元220年-222年之間，堅持奉行建安年號，而是亦步亦趨地遵奉了北方的延康和黃初年號，直到黃初三年（222）十月。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都是黃武以後追述前事時所寫的，用延長建安年號的辦法來遮掩孫吳尊奉曹魏法統的歷史。文獻中建安二十七年一類的記載，屬於同樣情況。下面略作申論。
較早著錄紀年吳鏡的研究者，當推日本的梅原末治，其【紹興古鏡聚英】（1939）和【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1942）兩書，著錄了相當數量的三國銅鏡，其中大多是孫吳製作的。1949年以後經考古發掘出土的吳鏡也很多，其中湖北鄂城出土比較集中，1986年出版的【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一書收錄最為豐富。這些傳世及出土的吳鏡銘辭中，往往含有漢末三國的年號，其中涉及漢獻帝的最後一個年號『延康』和魏文帝曹丕的年號『黃初』。這與文獻中所說的孫吳不奉曹魏年號的說法，是恰相矛盾的。
最早注意這個問題的是王仲殊先生，他在【『黃初』、『黃武』、『黃龍』紀年鏡銘辭綜釋】一文中，對傳世與出土的紀年吳鏡作了全面考察，共列舉黃初紀年鏡8枚，其中黃初二年鏡3枚，黃初三年鏡2枚，黃初四年鏡3枚[2]。此外，王仲殊先生還提到日本東京五島美術館收藏的延康元年紀年鏡一枚。這樣，就從時間順序上把孫吳尊奉曹魏的歷史銜接了起來。王仲殊先生前舉文中所條列的有關吳鏡包括:
1．延康元年鏡二枚，分別藏日本東京五島美術館和京都泉屋博古館。前者銘辭為:『延康元年十月三日，吾作明竟，幽三商，買者富貴番昌，高遷三公九卿十二大夫，吉。』案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曹丕嗣丞相、魏王，三月改元延康。這時孫權新得荊州，劉備的軍事報復迫在眉睫，孫權屈意媚事北方，不可能拒絕延康年號。現存的延康紀年吳鏡，是一個重要的證據。第二枚延康紀年鏡的銘辭，提到『延康元年二月辛丑朔十二日壬子』，月朔不合，王仲殊先生認為，有可能元年為二年的誤刻。案【三國志】所載，漢魏禪代之後，直到黃初二年八月，魏吳之間才建立正式的稱藩關係。也許從這時開始，孫吳才奉行黃初年號，而此前，則堅持延康年號。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那麼王仲殊先生的元年鏡本當為二年鏡的說法，就是可以成立的。古鏡刻中普遍存在着月朔干支混亂不合的情況[3]，其成因除了王仲殊先生所說的追求吉月吉日以外[4]，還可能與鑄鏡時套用舊范（母範）有關，在舊范刻中僅僅改動年號，就造成月朔干支的牴牾。
2．黃初二年鏡三枚，一藏日本，二藏湖北鄂州博物館。後兩枚系湖北鄂城出土，出土的時間、地點不同[5]，但是大小、形制、圖紋及銘辭完全相同，王仲殊先生認為是『同范鏡』。銘辭曰:『黃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揚州會稽山陰師唐豫命作鏡，大六寸，清兀吒咔ǎ裙潰撕鍆酰鈾鋟！繃驕抵校鐾劣諼謇鋃14號墓者，鈕上刻有『上大將軍校尉李周鏡』字樣，王仲殊先生認為這是黃龍以後加刻的，上大將軍可能指陸遜。可是孫吳擔任過上大將軍而又活動於上游的，還有呂岱和施績，所以這個李周所屬的上大將軍，還有可能指呂岱或施績。
3．黃初三年鏡二枚，一藏瑞典斯德哥爾摩國立博物館，一自我國紹興流入日本，亦屬『同范鏡』。銘辭曰:『黃初三年，師卜德□合作明金鏡，五柬□□，服者侯王，益其女□令。』王仲殊先生認為鑄鏡日期應在黃初三年十月以前。
4．黃初四年鏡三枚，二藏日本，出土地點不明；一藏鄂州博物館，1970年出土於鄂城鄂鋼630工地。王仲殊先生認為這三枚是『同范鏡』，但是前兩枚銘辭釋讀有紛歧，鄂城出土者銘文殘泐，據【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釋文作『□□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6]。而王仲殊先生據日藏兩鏡徑以為所缺年號為『黃初』，並解釋說:『鏡從鄂城吳墓中出土，銘辭中又明記為「會稽師」所作，故應為吳鏡無疑。【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記孫權雖於黃初三年十月抗魏而自立年號，改元「黃武」，但不久又與魏文帝通好，至後年乃絕，故鏡銘中有「黃初四年」的紀年，這是不足為怪的。』[7]可是，『黃初四年五月丙午朔』，與史實不合。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黃初四年（黃武二年）五月應當是戊子朔，從黃武二年開始棄用四分曆、改行乾象曆的孫吳，黃武四年的五月，恰好是丙午朔。所以我認為，鄂城所出鏡，銘辭中所缺年號不是『黃初』，而是『黃武』。日藏兩鏡，未必與鄂城出土者為同范鏡，即使是同范鏡，或即使為孫吳所鑄，其銘辭的釋讀也存在問題，不足為據。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一書，收出土紀年六朝鏡十六枚，收建安紀年鏡五枚，其中並無建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的紀年，屬於這一時期的，只見兩枚黃初二年鏡。這是出土於吳墓、由吳人生產並且也由吳人使用的銅鏡，並非專為北方生產而不得已使用黃初年號。因此，認為黃初年號確曾行用於吳地，應當是有依據的。
王士倫在【紹興的古代銅鏡】一文中[8]，介紹日人梅原末治編【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所載一枚紹興出土的重列神獸鏡，有『建安廿五年十月辛卯朔四日……鄭豫作』銘文。可是紀年的月朔是錯誤的，建安廿五年十月應該是癸卯朔，而建安廿二年十月才是辛卯朔，二五易致混淆。我認為『廿五年』是『廿二年』的誤釋，而王士倫文章中還舉出梅原末治編【紹興古鏡聚英】一書，也錄有同地出土的『建安廿二年十月辛卯朔四日甲申鄭豫作』的重列神獸鏡（案辛卯朔，則四日當為甲午，疑釋文誤）。我認為這兩枚銅鏡是『同范鏡』，日期和形制完全一致，銘文也應當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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