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士大夫政治對皇權的限制（2）

  : 河南大學學報

第二，由少數變為多數士大夫與皇帝『共天下』。魏了翁言共天下『二三大臣』，所指是皇帝身邊的宰相，也即由君主專制變為少數權貴專政，但尋即有人提出新觀念。宋理宗時監察御史洪天錫曾上書憤然而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臣閹享有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向皇帝提出警告：只依靠信用少數權貴是難保天下的，應共享富貴才能長享富貴。至宋度宗時，更有臣僚言：『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不能由皇帝獨裁，要與政府即士大夫共同商議裁決才能治理好。暗示着天下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有的天下。
第三，共同享有治理天下的功名。乾道年間，宋孝宗一度獨攬權綱，『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徐誼因而上書說：『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皇帝獨裁，大臣淪為事務官，在宋代是不正常現象，因而士大夫要從皇帝手中奪回應有權力，治天下的功勞和名位應與士大夫分享。
共天下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對皇帝而言是與士大夫共天下，對士大夫而言是與皇帝共天下。士大夫不甘於作皇帝的附庸奴僕，增強了主人翁的角色意識和使命感，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強烈地體現了『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對此，皇帝一般是認可的，對士大夫集團是尊重的，前引『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特殊禮遇外，另有兩例很能說明問題。程顥曾與宋神宗一起討論人材問題。宋神宗當時感到人材不足，表示：『朕未之見也。』程顥當場指責道：『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宋神宗馬上『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又如高宗曾明確說道：『朕學問安敢望士大夫！』有自知之明，不敢妄自尊大。
共天下的具體表現，不是士大夫集團承擔着朝廷各部門、地方各級政府的職權，而是大政方針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獨斷。宰相杜范認為：『凡廢置予奪，（君主）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捨得以繳駁，台、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在多數情況下的決策，體現了這一精神。『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形成了朝省集議制度。甚至進一步向下延伸，廣泛徵求吏人的意見：『太宗留意金谷，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三司長官也不自做主張，有決策甚至召集百姓討論。如陳恕為三司使時，『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熙寧年間，『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如此充分徵求意見，儘可能地完善出台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決策開明化或『民主化』。
無論是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還是士大夫與皇帝共天下，都意味着天下不再是皇帝一人的，比君主獨裁無疑是進步的，適應了歷史發展，應予肯定。同時還應指出，這是皇帝與士大夫集團之間互相依賴、互相利用、共同統治、共享富貴的關係，利益一致，目的一致，都是為了更有效地統治人民。宋神宗與文彥博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在討論變法時，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答道：『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士大夫與百姓是對立的，士大夫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皇帝應首先考慮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這就是共天下的階級實質。
三、對皇帝的激烈抨擊與勸諫
宋代士大夫在限制皇權的鬥爭中，始終做着頑強的努力，而宋代皇帝在被『批龍鱗』『犯天顏』之際雖時有震怒，多數情況下允許甚至鼓勵直言。如宋太宗不僅多次鼓勵臣下直言，並將左、右補闕改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改為左、右正言。立此『新名』，『使各修其職業』。從制度上增強諫官的監察機制。何坦言：『大載我宋之祖，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也。朝廷一黜陟不當，一政令未便，則正論輻湊，各效其忠。雖雷霆之威不避也。』宋仁宗曾從另一角度說過：『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葉適也說：『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之以至於公卿。』就是說，敢於陳指時事，是升官的一個途徑。表明皇帝鼓勵直言。
宋代士大夫在內心深處並未把皇帝當做神聖，而是當做人看待。韓琦曾對宋神宗說：『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儼然以恩相長輩自居，但無論皇帝還是大臣，並不以為跋扈。王安石在一封書信中說：『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為父母之羞。』皇帝行為不端，照樣遺羞於天下。從這點出發，皇帝會犯錯誤，犯錯誤應予批評，也就正常了。
宋太祖曾迷惑於一女色，在群臣批評後決意擺脫，竟借該女熟睡之際親手殺害。韓琦在審閱【三朝聖政錄】時發現此事，大為不滿：『此豈可為後世法！己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刪去。毫不客氣地指責宋太祖不能自律和濫殺無辜。又如漳州通判王邁，對宋理宗直斥宋寧宗：『天與寧考之怒久矣。曲櫱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繾鴣瑁俾俜叮閒邢灤В┳渫獗胥５穡頌煊肽賈耘玻　苯杼炫硎雋慫運文詰牟宦Ｋ衛磣謔保嗝芨倍汲兄紀醪螅允彼擔骸氨菹慮漬迥曖謐齲⒌麓笠滴茨苤諤煜攏刑煜輪檎擼紋浼匆岩玻懇橐縈Φ攏蛺煜陸員菹攣替⒅苡鬧鰨　憊喚衛磣詒茸霰┚杈
許多批評落到實處，仍是責怪皇帝濫用權力。趙普曾對宋太祖言：『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士大夫們再三指出，皇帝濫用權力即是亂政。富弼對宋神宗言：『內外事多陛下親批，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必致請屬交走，貨賄公行，此致亂之道，何太平之敢望！』他要皇帝明白，即使你英明，每一件事都處理得當，也是不對的，況且並不能事事正確，必將遺患致亂。宋寧宗初，皇帝『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士大夫感到不妥，既危及自身利益，又被剝奪了應有職責。監察御史吳獵便上書，『謂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陛下毋謂天下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為是輕易快意之舉！』宋仁宗曾直接行使司法權，近臣有罪，不交司法部門審訊判決。諫官王贄挺身而出，指責道：『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只好返回權力。更多的情況下，士大夫們竭力向皇帝灌輸納諫的意識。他們反覆提出『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如知諫院傅堯俞上書宋英宗：『竊見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為不納忠諫。陛下以睿聖之資，而得此聲於天下，豈不惜哉！』如此千言萬語，實質上就是一句話：皇帝應虛心接受士大夫的意見與批評，不可獨裁和妄自尊大。
面對士大夫的直言極諫，宋代皇帝並非置若罔聞，其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斂。宋仁宗即言：『台諫之言，豈敢不行！』宋徽宗出示玉製酒具對大臣說：『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先帝作一小台才數尺，上封者甚眾。朕甚畏其言！』宋光宗時，給事中謝深甫屢屢抵制皇帝的不當委任，致使每逢左右近臣私下請求恩命時，宋光宗便說：『恐謝給事有不可耳！』由此可見，宋代士大夫的直言敢諫，造成了一個強大的輿論力量使皇帝感到畏懼，在很多情況下有效地制約着皇權。宋人屢有諫人主易、言大臣難的議論，表明了皇帝納諫、士大夫敢諫的良好政治風氣。
四、對皇帝命令的抵制
士大夫制約皇權的另一直接有效的方式，即抵制、拒不執行皇帝的命令。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詔來見宰相李沆，欲封劉氏為貴妃。李沆竟當着使者的面將手詔焚燒，並讓使者傳話：『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遂罷。焚詔之舉，表明毫無商量餘地，也表明對宋真宗不妥當旨意的蔑視。又如樞密使杜衍『務裁僥悻，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宋仁宗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宋代政治體制中還專門有一制約機制，即封駁制度。知制誥、中書舍人、給事中、封駁司等，都具有封駁詔命的職權，比前代有大的發展。如『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駁。』所謂封駁，即拒不起草、拒不頒行皇帝的旨意。
封駁制的正常實行，顯示了士大夫高度的責任心和頑強的鬥爭精神。靖康初，政局更新，封駁之舉頻繁。宰相唐恪對朝請大夫王仰說：『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晁說之聽到傳來的勸說之詞，『笑而不答』，顯然是不以為然。宋光宗時，中書舍人樓鑰『繳奏無所迴避』，皇帝也無可奈何，有所顧忌，『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也憚也，不如且已」。』宋理宗時，右司諫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詔頒佈。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換用另一種方式進行鬥爭，所起草的貶官詔書，用的卻是讚揚之語，目的在於為他將來官復原職做準備。宋理宗當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勸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時相也來勸說更改，牟子才大義凜然道：『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皇帝、宰相竟無計可施，只得罷休。士大夫的繳詔封駁行為，制止了皇帝輕率或荒唐的旨意，避免了惡劣後果的產生，杜絕了更多的非分企圖，在一定範圍內，有效地約束了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