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網歷史 一個為官僚把持操縱的社會，本來沒有什麼法度可言，要說有，不外是有關人民對於他們的義務規定，或有關他們自己相互之間的權力的規定罷了。如在一個交換經濟不發達，而又是小國寡民的場合，不但消費欲望會有所限制，就是剝削行為也不能不稍為收斂。但在同意的集權的大國，以土地及土地生產物為重心的交換關係、貨幣流通關係既然建立起來，天下的貨物自然就會輻與官僚所在的都市，而官僚們『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見可欲，就難免有些『心亂』了。而且，官對人民的特殊差別表現，特別在官職不是職業化而是被看作一種特權的行使的情形下，首先是從物質的享受上具體顯示出來的。如其像史載漢初那樣，『天子不能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他們在老百姓面前，就顯然沒有了不起的威嚴了。況且，中國歷代官吏俸祿的規定，雖然從人民眼光看來頗為不薄，而且官位愈高報酬亦愈大，但要單單藉此維持官的特殊場面，特別是滿足他們在相當發達的商品貨幣經濟下的無限欲望，恐怕無論如何也賺不夠。他們巧取豪奪的貪慾既由此形成，而嚴格禁阻他們滿足貪慾的法軌又不可能在專制官僚政權下確立，於是，利用職權以圖私利的勾當，就令沒有我們前面述及的官家『與民爭利』的各種侵漁機會，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不是什麼『事未易明，理未易察』了。結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地體現為貪污生活。其中少數循吏廉吏出現，便似非常值得稱揚，而大勢所趨，也便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幻化為『民族性』問題，或曲解為單純『風氣』問題了。歷來確也不乏一些持正不苟的立廉警污的人物出來為『民族』爭一口氣，挽救頹風，改造『風氣』，但惜其挽救改造之道，只是消極的一己的』清風亮節』，或嚴厲地懲治若干貪官污吏，而根本沒有觸到問題的病根或痛處。
試考察一下歷代對付貪污的嚴厲情形，就可瞭然今日想從貪污本身去根治貪污的人的設想是何等的天真！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廟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贖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刺沒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屍諸市，已為厚幸。……元史至元十九年敕中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顧炎武：【日知錄】）
『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者赴京師築城……』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革。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革之袋，使觸目驚心。』（趙翼： 【二十二史記】重懲貪吏）
『乾隆四年，宗人府議奏：莊親王等結黨營私，往來詭密，因治胤祿、弘皙、弘升、弘昌、弘皎等革禁有差；皙黨安泰並坐絞。五年，御吏仲永檀奏參提督鄭善，受俞姓賄銀一萬兩。訊實賜死。又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賣生童，縱仆營私，違禁漁色，為御史所劫，得旨正法。並諭諸大臣，嗣後當各自儆省。』（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十二頁）
統觀歷朝貪污史錄，愈接近近代貪污現象亦愈普遍，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與懲治貪污刑典的寬嚴似無何等重大關係。明代立法最嚴，但明代貪污實較任何前朝為烈。清初為籠絡懷柔漢人，政尚寬大，降及中葉，任一社會政治角落均留有貪污痕跡，然此亦不能謂為施行寬政的結果。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至明、清兩代，流通經濟現象愈益活躍，高利貸業商業的擴展，對官吏貪慾的助長已非常明白；而凝固的政制措施，不能適應變動發展實況所造出的大小漏洞，復給予各種貪慾以發泄的機會。
比如，中國官制上關於官吏名額的規定，往往注重形式而不顧事實需要。地方政務即使年有增加，吏員額數終未按比加多。以清代而論，據大清會典所載，總計州縣數目一四四八，佐貳數目連學官加算起來，亦不過五五二六，即一位知縣或知州的佐貳還分不到四位。每州縣當時人口平均以二十萬人計，要一個縣或州的負責人帶着那三、四佐貳，把『刑名』、 『錢穀』、 『書記』、 『掛號』、 『征比』各項事務做好，任憑天大本領，也不能夠；於是縣府州衙不得不在定額人員之外，聘定幕友，依託地方士紳。幕友是要致送報酬的，政府對幕友不給俸祿，『而幕之修』，就要『出於官祿』了，聘請十個八個幕友，把全部『官祿』拿出，還嫌不夠。至於縣太爺與百姓之間，往往是靠一批鄉紳做着承上啟下的聯繫。他們這些人雖不從州縣直接索取報酬，卻顯然會因此開一請託包庇之門，而間接成為小百姓的無形的無限的負擔。在州縣如此，在總督衙門亦系如此。田文鏡為河東總督時，曾自述其衙門中書役人數說：『臣衙門經制（政府定額）書吏，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現今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制十倍有餘，事務殷繁，尚苦趕辦不及。』（以上參見王蛑都河肼妗罰亍段氖吩又盡罰諶恚諞弧⒍冢┱廡┒鍆餿嗽鋇謀ǔ旮萌綰未蚍⒛兀磕竊謔率瞪希壞換嵩黽又鞴莧嗽鋇母旱＃一箍贍鼙湮塹囊桓觥安圃礎薄５攔饈痹姓庋壞郎餡停
『直省大小官員，自雍正年間，議設養廉，由督撫以至州縣藉以為辦公之資。迄今將屆百年，督撫司道廉俸較厚者尚敷公用，至府廳州縣養廉止此定額，而差務之費，捐攤之款，日益增加，往往有全行坐扣，祿入毫無者。雖在清潔自愛之吏，一經履任，公事叢集，難為無米之炊，勢不得取給陋規以資挹注。而不肖者則以少取與多與均幹吏議，轉恣意徵求，除辦公之外悉以肥其私橐。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豈能擬行糾劾，遂陽禁而陰縱之。於是箕斂溢取之風日甚一日，而閭閻之蓋藏，概耗於有司之脆削，民生閒敝，職此之由。』
在地方官吏如此，京官則另有『陋規』可以藉以中飽。一般的講來，京官發財機會本沒有直接臨馭老百姓的地方官吏那麼多，但因為六部是各省的頂頭上司，各省州縣對六部有何請求，均得孝敬孝敬。比如為了奏銷地丁，就有『奏銷部費』；報銷錢糧，就有『報銷部費』；調一缺，提一官，請一議敘，及辦理刑名案件，皆非拿出『打點』、 『照應』、 『招呼』、 『斡旋』的手續費不可。若京官出差到地方或外放，在一般人心目中，就公認他是找到了扒錢的好機會。地方官吏，除了以『公幫銀』，或『盤費』，或『程儀』等名色，提供其路上開支外，又有『支應』二類名色，提供其到後開支；更於供應以外，多送『規禮』，復致贈『贐儀』。然此系就案差而言，若職司文教權衡的學差，雖然其使命非常神聖清高，對於錄取士子的需索，卻頗不客氣。從所謂『紅案銀』，所謂『做了一任鄉試主考，可過十年舒服生活』的傳說，就可想見利用職權發財的事，即使是身臨』聖域賢關』，日以綱常大義或名教自矢的人，也並無例外。
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財，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財，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們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個貪污大局面，對於這局面，用少數認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再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並不濟事。
要之，中國士宦的做官發財思想是中國特殊的官僚封建社會的產物。做官被看成發財的手段，做大官發大財，做小官發小財，甚至沒有正式取得官階官銜，而在鄉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機會發混財，那就會在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響。
以地主經濟為基礎的專制官僚統治，既然如前面所說，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貸者與地主的『四位一體』場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權的或官營的經濟形態，更又一定要造出貪贓枉法的風氣，而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互影響的，它們連同作用起來，很快就使社會經濟導向孟軻所預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大破局。
中國歷史上是不止一次經歷了這種大破局的．其中因果關鍵，我們將在後面（第十二篇）交代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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