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大規模對外戰爭：為民族尊嚴還是為生存？（5）

  : 人民網

● 長城往往從內部崩塌
自漢高祖開始，漢帝國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延續了五十餘年的時間，期間雙方發生過一些小規模的摩擦，但是罕有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出現，這與漢帝國最高統治者的戰略構想有關。
當軍事鬥爭不再成為主要的政治方向時，或者說，依靠武裝鬥爭的手段不能再獲得經濟給養的時候，經濟建設就成了新時期的政治主題方向。後高祖時代，也就是自漢惠帝、呂后執政時期起，漢帝國政府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已經逐漸向經濟發展這個方向偏移。在文帝執政時期，尤其以經濟發展工作為重。
建國初始的漢帝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經濟供給處於極其緊缺的狀態中。彼一時，緩和雙邊矛盾，無疑是一種降低經濟建設成本的方式。簡而言之一句話：以空間換時間。這源於農耕經濟在穩定性、抗風險性以及可發展性上，與游牧經濟相比較，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這就是農耕經濟的高彈性所致，這意味着以同樣的時間長度為限制條件，農耕經濟的發展速度要遠高於游牧經濟。然而農耕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壯大，會對自然環境造成難以逆轉的破壞。典型的如墾荒、伐樹、興修水利工程等，此為一則閒話。
文、景兩代皇帝執政時期，『和親』事實上成了緩和雙邊矛盾的政治手段。穩定的社會環境有助於殘破的經濟及早步入康復的軌道，而支付適當的穩定環境成本，對於整個社會群落來說，是可以容忍的。
接受對外輸出經濟給養換和平，對於漢帝國這個新政權來說，同樣很有必要。因為這是一個穩固政權的重要戰略方案。一般來說，外部的壓力大多不至於引起政權的變革，而內部的紊亂，則會影響到政權的穩定續存。尤其是當血緣關係不再能約束政治利益的分歧時，國內的政治環境就會變得撲朔迷離起來。因此，這個時候的第一要務是集中力量消除、解決內部的矛盾。甚至可以這樣說，在沒有剪除新割據勢力前，試圖對外採取任何強硬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為這極有可能會使江山色變，政權易手。以血為代價得來的政權，任何持有者都不會寬容地允許他人共享，更不要談轉而易手的問題了。
無數次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長城往往從內部崩塌。因而說若想攘外，必先安內。
● 漢武帝打了一場雙輸的戰爭
前文談起過，經濟進入復甦期人口會產生激增的效應，尤其在政治鼓勵之下更是如此。在短短的三十年時間裏，完全可以繁育出一批具備再次繁衍能力的新生人口。事實上，在景帝執政時期，人口的壓力就初現端倪。這點從晁錯的屯田奏摺上就可以看得出。
晁錯算得上是個有遠見的人，但是作為從政者，他顯然於政治上不夠成熟，所以最終招致殺身之禍。
漢武帝執政時期的人口爆發性增長，是社會群落內不堪承受經濟壓力重負的開始。而經濟實力膨脹的社會成員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則是危及專制統治的潛流。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成了漢武帝時期嚴刑峻法的源動力。然而僅有這些還不夠，嚴峻的形勢逼迫着武帝必須以更激烈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在經濟上要國進民退，維護住統治。毫無疑問，戰爭是最好的辦法。只有將國家軍國化，使得整個國家處於長期的戰爭狀態，才能保證這個社會群落中的一切資源都能隨意地供統治者加以調撥、使用。製造對外矛盾，並開動戰爭機器，從來都是強化集權專制統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滅激增的人口，降低社會群落內經濟的壓力。戰爭，這毋庸置疑的絞肉機，就是人口正增長的天敵。令統治者更為津津樂道的是，這種消滅人口的方式，大多不會令其受到詬病，反倒是好處多多。尤其是在戰爭勝利後，獲得的經濟資源如土地，則成就了他們開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載入史冊的光輝政績。
這冷眼看上去毫無關聯的兩者，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個目標：戰爭。於是在漢武執政年間，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戰爭。
事實上，漢武時期的戰爭並未如後世人們想像的那樣，憑藉武力打造了一個盛世，也沒有令生存在游牧經濟環境中的異族屈服，更沒有讓他們恐懼到不敢來犯的地步。只是在耗盡國力，人口折損過半之餘，兀自多了些空曠的土地。人口的銳減，使得經濟資源寬鬆起來，被破壞的經濟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構建。於是新的仁政又來了，所謂的『盛世』再現了。而那巡睃在中華大地上空的專制靈魂，卻一直茁壯地成長着，直至步入成熟。
漢武時期的黑暗政治環境充分地說明，基於專制思想下的帝國制度絕非僵死而不知變化，然而究其變化方向，卻是令人大跌眼鏡。執政理念上的頻開倒車，使得剛見起色的經濟備受打擊，原本應該伴隨着經濟發展而有所進步的生產力被壓制在低水平處徘徊。說制度一定會為生產力讓路，厚道點評價，這顯然是個以偏概全的說法，不厚道地評價，這就是個赤裸裸的騙局。活生生的例子告訴我們，專制政治下，制度不但不會為生產力讓路，反倒是將其活活地扼殺在了搖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