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網 如果用『權力值』這一概念來估算官場權力的含金量，則權力值越大，敬畏、服從它的人就越多，它能換成的收益也越高。老話說：『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
不太嚴格地說，權力值與官階成正比，官做得越高，權力值越大，但是，由於官場上存在着隱權力現象，所以，權力值與隱權力也成正比。因此，一個官員要實現自身權力值的最大化，大致有兩個途徑：第一，正式權力的增量，即『升官發財』；第二，隱權力的增量。由於隱權力妙用無窮，所以後一種途徑顯得更為重要。
當然，不管是想獲取更大的正式權力，還是想撈到更多的隱權力，都需要支付成本。那麼，我們就以【道咸宦海見聞錄】做樣本，來核算一下晚清官吏張集馨的隱權力成本有多大。
一
從投資用途的角度來看，官員的權力成本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獲得權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進入官場，首先要拿到官場的入場券；二是初始權力到手後如何維持、保養、增量後繼成本。
在捐納體制下，初始成本較容易計算，比如清代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大開捐例，各類官帽子明碼標價，根據幾份清代捐納銀數的材料，可以製成一個『賣官價目表』（ 見下頁 ）。
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則比較麻煩，以張集馨的科考經歷為例，大略地評估一下他為獲得官員身份所付出的經濟成本。張集馨從5歲入家塾開蒙，到22歲進京捐監，當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舊時，最大筆的教育成本體現為支付給塾師的薪水，稱為『束修』。根據一些族譜的記載，道光―咸豐年間，江浙一帶家族塾師的束修每月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銀子大約有四兩。
道光元年（ 1821年 ），22歲的張集馨還未取得生員的功名，便帶着200兩銀子進京讀書。按清代規定，未獲得生員資格的考生，如果想參加鄉試，還有個變通的辦法：到國子監捐個監生，相當於到京城的國立大學當自費生，這叫做『捐出身』，有了國子監學生的身份之後，便可以參加在順天府舉行的鄉試了,張集馨準備走的就是這條路子。
張集馨捐監時還差點兒出了意外，他帶來的銀子被一個親戚借走且不肯還，幾乎誤了捐監大事，幸虧他的當衛千總的兄長恰好押運漕糧到京，才幫他墊付了捐監的費用。道光二年七月，張集馨捐監、印結等手續辦理完畢，八月便參加了順天府的鄉試，結果高中黃榜，成功晉身為舉人。但在接下來的會試中，張集馨卻榜上無名，三年後的會試，他再一次名落孫山，張集馨一邊鉚足勁兒繼續考進士，一邊接受禮部安排，到一處國立學校當教習，報到時又被索去二十多兩銀子的手續費。
道光九年（ 1829年 ），張集馨總算中了新科進士，拿到了一張響噹噹的官場入場券。為着這張入場券，單來計算經濟賬至少也有一千兩銀子了。不過，一千兩銀子的初始成本，與張集馨入仕後為維持、增持其權力值的後繼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張集馨雖非投機鑽營之輩，不過人情應酬都能隨俗，連他自己也承認：『 應酬不可謂不厚矣！』 那麼，官場應酬的開銷有多大呢？
張集馨在福建當汀漳龍道台（ 汀漳龍地區一把手 ）時，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帶着家眷、兵役、隨從等三千多人浩浩蕩蕩打道回鄉，途經漳城。顏總督雖然已去職，但他經營的權力網絡還留在官場上，地方官們自然不敢稍有怠慢，為了招待這位前領導人，既備酒席，又送上『程敬』（ 以路費名義送出的禮金 ），共花去公款一萬兩銀。
張集馨記錄得最詳盡的是他任督糧道（ 相當於財政廳長 ）時的日常應酬情況。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張集馨獲任陝西督糧道，這是一個公認的肥差，被視為『財神廟住持』。因為是肥差，陝西的官場接待經費也由督糧道負責，張集馨的工作就是終日迎來送往、請客宴樂，根據張集馨的記述，總計下來，一年開銷（包括每年送給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員的禮金 ）一般都在五萬兩銀上下，這還不包括送給同僚朋友的經濟援助金。
一年五萬兩銀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較貴的乾隆朝，也夠捐三頂道台的官帽子了。那麼張集馨收入幾何？按張氏自述，他每年約有六萬多兩銀子的進項，扣除上述公務應酬與私人用度，已所剩無幾。
要在官場上混碗飯吃，與上司、同僚乃至下屬之間多加聯誼是極為重要的事。因為權力需要用人情來維持，而人情則需要用接待來維持。這裏的人情，已不是單純的人際交往，而是一種重要的隱權力介質；這裏的接待，也不是簡單的盡地主之誼，而是持有或增持權力（包括隱權力 ）的必要成本。
而對於那種充當不了隱權力介質的純粹人情，張集馨其實出手並不大方，甚至有點兒吝嗇。比如他給京官們送禮，捨得一擲萬金，可老丈人進京治病向他借兩千兩銀子，他卻沒有答應，只送了300兩，還不大樂意；在陝西當督糧道時，接待要員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來西安向他索要幾頭健騾、幾件狐皮袍，他都沒有答應，甚至覺得老丈人一再索需，『 未免不近情理 』。
二
人情關係既然具有維持官員權力、隱權力的重要功能，那麼我們就不會奇怪：為什麼帝國官場會發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禮名目，比如『別敬』、『程敬』、『炭敬』、『冰敬』、『三節兩壽』等等。
種種名目的送禮慣例，又總稱為『陋規』。儘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會給官員規定送禮的義務，但致送陋規的官場守則無疑是所有官員心照不宣並共同遵守的，連禮金的規格都有了約定俗成的標準。在張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間，甚至出現了由省財政部門統籌收取陋規的成例，據【清宣宗實錄】記述，巡撫、布政使與按察使衙門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節壽陋規，由首縣（省衙門駐地的知縣 ）攤派給各州縣，再由藩司用印札代為催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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