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聯合早報
● 許貽波
台北當局最近一再提議，把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認為雙方互動應當建立在『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基礎上，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也引發了人們對中國和平統一理論的再思考。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時當十年浩劫結束不久，國家百廢待興，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重新主導中共的政治路線。1979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思，作為實現兩岸統一的基本政策。在實踐中，北京依據當時國內外有利條件，將這一理念率先用於解決港澳回歸，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整個八十年代，除了那場政治風波，西方世界和中國的關係相當融洽。為了聯手對付蘇聯，中美兩國結成了準軍事同盟。當年清廷與英國和葡萄牙籤有租借條約，兩地回歸依照合同方式進行。港澳與內地比鄰，不僅多年來已經形成前店後廠的經濟關係，北京在周邊還有駐軍。
和平崛起vs和平圍堵
相形之下，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北京卻面臨着極為複雜的局面。蘇聯解體後，中國的位置陡然生變，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北京矢言和平崛起，華府出於防範，卻也必須和平圍堵，而台灣是第一島鏈的關鍵環節。美國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卻同時聲稱處理兩岸問題須得依照和平方式。
和港澳情形不同，台灣民眾熬過半個世紀日本殖民的苦難歲月，又經歷國民黨戒嚴時期的高壓統治，不免滿懷悲情。兩岸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出現顯著差異，他們對祖國母體的認同，也必然存在落差。在各種複雜因素的長期作用下，多數民眾對近期兩岸統一，有着本能的排斥。
解決台灣問題的困難，主要還在兩岸的長期分治，現狀來自國共內戰，雙方都是中國人，沒有任何條約可以約束對方；兩岸天塹隔阻，台灣擁有武裝力量。北京為此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可是只能起到劃紅線的作用。『一國兩制』構思對島內促統，難以形成力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對台的溫情召喚和道德訴求。
多年來，台灣進入不獨不統的膠着狀態。台北的『一國兩區』設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島內的政治生態；維持現狀，的確是民意主流，兩岸要彌合歷史傷口，需要一個相當長時期。在藍綠兩大陣營嚴重對峙的情形下，當局目前也只能對兩岸現狀做靜態定位，力圖將分治現實法理化，來贏得執政的主動權。
總體來看，『一國兩區』設想有其積極部分。其一是客觀性；畢竟隔海分治已是六十多年的政治現實。其次是原則性；它所倚賴的中華民國憲法，支撐着台北『一個中國』的基本架構，為和平統一不可或缺。也有其消極部分；那就是缺乏前瞻性，可能被分離勢力用來固化兩岸分治現狀，從而達到領土實質分裂。
如果台北當局真的出於誠心實意，秉持和捍衛中華民國憲法，提出『一國兩區』設想，只是作為過渡平台，來實現國家最終統一，而不是用作權宜手段，來謀求兩岸永久分裂，那麼，其主張就有積極和正面的意義。從長遠看，『一國兩區』或可是一塊拓荒而出的薄田，今後收成如何，端看兩岸怎樣耕耘和播種。
台灣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北京需要更多地利用島內促統的政治勢力和主張。『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賢』，不管什麼學說，其來何自，只要有助於完成和平統一，就是高論。『一國兩區』其實也只是一個框架，是否合用，還需視其內涵。妥善利用其積極面，順藤摸瓜，或可為兩岸摸索出比較可行的理論模式。
事實上，自九十年代以來，世局發生巨變；蘇聯解體後，以社會制度劃分兩大陣營，成為昨日黃花；中國加快改革開放，與世界經濟接軌，兩岸的經濟體制已經逐漸趨同。目前雙方制度的差異，主要在於政治體制不同：大陸實行經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領導，台灣實行直接選舉制度。
二十多年來，無論社會主義理論，還是資本主義學說，都面臨空前的挑戰；如今單純以制度來區分兩岸，難免失之偏頗，何況制度孰優孰劣，雙方各有說法。本來，在新形勢下，和所有理論一樣，『一國兩制』構思也需要發展和更新，然而，由於鄧小平崇高的歷史地位，及其一言九鼎的說話分量，學界對理論探討不免有所顧慮，情形和當年『兩個凡是』 ， 多少有些類似。
以和平方式完成國家統一，需要兩相情願。北京鋪開『一國兩制』構思藍圖，多年後，台北以『一國兩區』設想回應，撇開政見分歧和意氣爭執，不乏有着積極和善意成分。長期以來，兩岸各執一詞，學界苦旱無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而思路若無法變通，理論則無以創新。
隨着形勢發展，兩岸還需依照與時俱進，去蕪存菁，審時度勢，兼收並蓄的原則，對各種觀點進行比較，歸納和評估，從而揉合出一套比較可行的基本思路。不過，儘管時過境遷，當年形成『一國兩制』構思的思想方法和理論依據，即一切從實際出發和以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為依歸，並沒有過時，兩岸在政治體制方面的顯著差異，可能也還將長期存在。
從理論上說，『一國兩制』構思主要從體制層面，來說明兩岸在『一個中國』架構下，應當而且能夠和平相處，從而實現統一。在具體實踐中，『一國兩制』構思還需要一個運作載體和協調機制，那就是『一國兩區』構造，它着重從法制層面，來落實雙方在邁向統一的過程中，應當而且如何實際作業，從而完成過渡。『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一國兩制』構思和『一國兩區』設想，或可被看作事物的一體兩面，二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
偉大民族需具備寬廣胸懷
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若干政權並存的局面，原因在於當時政治和經濟生態嚴重失衡。今天兩岸分治，說穿了，就是當年大清朝轟然倒地後，各種政治勢力經過反覆較量，重新組合的結果。從這層意義上說，作為統一的前奏，分裂也有其合理之處，而且結果未必就壞；畢竟土地仍然在中國人手裏。
中國人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懂得尋根問底，認祖歸宗。爭氣的華人子弟出外闖蕩，死活掙下一份家業，總會想到光宗耀祖。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最糟的情形是大片國土被割讓給外國，尤其強鄰，那叫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例如當年被俄國強行割取的錦繡河山，總計160多萬平方公裏。
中華民族歷來具有高度的自我修復能力；天下合久必分，但也因此分久必合。國家分裂固然帶來沉重的社會成本，卻也滋潤着華夏文明；整部中國歷史就像一件經過烈火煅燒出來的千古名瓷，帶着裂變的精美紋飾。作為歷史畫卷，『三國演義』雄渾地展現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時代風采。
中國擁有廣袤的土地，眾多的人口，然而，一個偉大的民族要擁抱恢宏的時代，還需要具備寬廣的胸懷，勇於打破歷史的桎梏，來開拓創新的理論，廣納傑出的人材。歷史上，周得呂望，漢得張良，因此各領數百年的時代風騷，就是因為適得其人，而且謀略得當。
千尋鐵鎖，最終必定沉入江底。然而，史無前例的和平統一大業，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其道路必然崎嶇，而且坎坷。完成這一歷史長征，需要超乎尋常的堅忍和不懈。也許，將來統一後，新中國的孩子們讀到今天前輩的艱苦卓絕，感慨之餘，不免掩卷，『聽那杜鵑，在林中輕啼』。
作者現在美國夏威夷州州政府任高級研究員
如今單純以制度來區分兩岸，難免失之偏頗，何況制度孰優孰劣，雙方各有說法。本來，在新形勢下，和所有理論一樣，『一國兩制』構思也需要發展和更新，然而，由於鄧小平崇高的歷史地位，及其一言九鼎的說話分量，學界對理論探討不免有所顧慮，情形和當年『兩個凡是』 ， 多少有些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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