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 （8）

  : 檔案春秋

王氏注意到，嚴復即『今日以創造學語名者也。嚴氏造語之工者固多，而其不當者亦復不少』。他認為嚴復以『天演』譯evolution，便不如日本人之譯為『進化』。尤其嚴復於『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適當之古語表之。如譯Space（空間）為宇、Time（時間）為宙』。他舉例指出，『空間時間之概念，足以賅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賅空間時間。以宇宙表Spacetime，是舉其部分而遺其全體』。王氏慨嘆道，『以嚴氏之博雅而猶若是，況在他人』！然王國維自己為了文字的對仗以『新名』對『古語』，顯系因文害意，恰與其眼中的嚴復類；夫Space與time非『西洋之新名』，正不必深通西文而後知。這部分或是他無意識的失誤，然從潛意識層面看，凡『西洋之名』必『新』大約正是當年許多國人共同的心態，王氏或亦不例外。
可知王國維所主要針對的，並非反對使用『新名詞』的國粹學派或守舊派，而是以嚴復為代表的『創造學語』者。其實嚴復在翻譯中『造語』頗得到一些前輩的鼓勵，他曾於1899年就此問題請教吳汝綸，吳以為『歐洲文字，與吾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制。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襲用中文，並亦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也許西書『固自有體制，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惟『獨中國諸書無可仿效』（註：【吳汝綸致嚴復】，1899年4月3日，【嚴復集】5冊，1564頁。）。吳固以古文名世，卻主張翻譯時『不宜襲用中文』，顯然認為『古文』難以表述西方學理。
到1902年，黃遵憲讀了前引梁啓超與嚴復論翻譯事，主動參與討論，他也不同意嚴復主張譯名當求古語中深淺廣狹之相副者，認為『四千餘歲以前創造之古文，所謂六書，又無衍聲之變、孳生之法，即以之書寫中國中古以來之物之事之學，已不能敷用，況泰西各科學乎』！本來中文的使用自先秦時便『出於假借者十之八九，無通行之文，亦無一定之義』。20世紀『東西文明兩相結合，而譯書一事以通彼我之懷，闡新舊之學，實為要務。公於學界中又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為天下法則』。要翻譯，首先就要『造新字』。他引荀子之言曰：『命不喻而後期，期不喻而後說，說不喻而後辨』，以為『欲命之而喻，誠莫如造新字』。他希望嚴復能『降心以從，降格以求之』。凡『新撰之字、初定之名，於初見時能包綜其義，作為界說，繫於小注，則人人共喻矣』（註：【黃遵憲致嚴復】，1902年，【嚴復集】5冊，1722-1573頁。）。
另一位嚴復的同調是傾向革命的劉師培，他在1903年曾指出，以象形為主的中文有一字數義而丐詞生等五弊，致弊的第一原因就是在言語文字方面『崇拜古人』。而救弊之法，一為『宜用俗語』，其次即『造新字』以名新物，蓋『古人之造字僅就古人所見之物為之』，後來『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無一確者』。特別是中外大通之後，『泰西之物，多吾中國所本無，而中國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詞之生從此始矣。此侯官嚴氏所以謂中國名新物無一不誤也。今欲矯此弊，莫若於中國文字之外別創新字以名之；循名責實，使丐詞之弊不生』。據其觀察，此二策皆當時『中國學者所大倡反對者』，則支持王國維的或尚為多數。（註：劉師培：【中國文字流弊論】，【左庵外集】卷6，【劉申叔先生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1441-1442頁；並參見其同年撰寫的【攘書・正名】，【劉申叔先生遺書】，645-646頁。）
非常有意思的是，儘管留學英國的嚴復長期與日本的西語譯法做鬥爭，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大約同時卻支持採用日本新名詞，尚站在王國維一邊（按林樂知文發表在先，王國維或受其影響）。林樂知認為：『中國今日於譯書之中，苦名詞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譯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國，其譯書則先於中國。彼等已幾費酌度，而後定此新名詞，勞逸之分，亦己懸殊，何樂而不為乎？然頑固之士夫，其眼目為科舉場中禁用僻書之功令所印定，一見新名詞，即若芒刺之入眶。其守舊拘墟之態，誠令人莫解其故也。』（註：林樂知、范：【新名詞之辨惑】，【萬國公報】184冊，光緒三十年（約1904年）四月，錢鍾書主編，朱維錚執行主編【萬國公報文選】，三聯書店，1998年，680頁。）按林樂知幾年前還不甚欣賞日本的翻譯，反對中國轉手日本以獲西學（註：林樂知當時認為，『日本考求英文三十年，其譯者未必皆精通西學之人』。故『日人之譯西書也，吾不敢謂其竟無善本，然其舊者固為西人所吐棄，即近譯之新者，亦未必能將西人新制最有益之書，具大見識，擇要取精而譯之』。林樂知：【〖論日本文〗附跋】，【萬國公報】156冊，光緒二十七年（約1901年）十二月，【萬國公報文選】，668頁。）。此時態度顯然有所轉變，原因待考。
而黃遵憲駐日多年，至少當熟悉日文中的漢字新詞，他在否定中國古文足以表述泰西科學時並未提及日本的譯名，恐怕基本不持肯定的態度。王國維則不然，他承認『近人之唾棄新名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譯者能力之不完全』，當時中國譯日本書籍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無一二焉；其有國文之素養者，十無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學之真意者，以余見聞之狹，殆未見其人也』。這些人翻譯主要是為牟利，『傳知識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龐雜，佶屈而不可讀』。
儘管如此，『若謂用日本已定之語，不如中國古語之易解，然如侯官嚴氏所譯之【名學】，古則古矣，其如意義之不能瞭然何？以吾輩稍知外國語者觀之，毋寧手穆勒原書之為快也』。當年嚴譯享譽全國，而王國維竟說其徒以『古語』見長，卻對原著之意不能瞭然，全不足取。從王氏的非難看，嚴復或者並未完全遵行吳、黃二氏的指教，其『造語』時仍循其以古為尚的取向，以多讀中國古書之人為預設的讀者；而對於視『言語』為國民思想之代表的王國維來說，只能在少數士人群體中流通的『言語』恐怕不足以代表國民之思想。
其實日本人自己在造『新語』時也試圖使之較『古雅』。實藤惠秀指出，日本人在『輸入西洋新事物及新思想時』，主要是『借漢字徑造新詞彙』。具體則多『用中國成語的字彙』（惟『新語卻不包含這個成語原來的意義』），『當中國沒有適當的成語可用的時候，日本人組合不同的漢字來製作新語』。當時的日語本以漢字為主，要翻譯西方觀念必須藉助漢字。且日本人在遇到這方面問題時，首先想到的思想資源即漢學家。箕作麟祥在19世紀70年代受命翻譯西方法典時，沒有字典和參考書，『不但苦無可用的譯語，即使向那些漢學家請教，亦毫無用處』，才不得不自行創造新詞語（註：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282-283頁。其中關於箕作麟祥事乃轉引1907年出版的大蔽難逯【箕作麟祥君傳】。）。最後一語很值得反思，遇到問題首先向漢學家請教，與翻譯時先用成語的傾向一致，皆類似嚴復的翻譯宗旨，當年論爭雙方卻未曾注意及此。
無論如何，王國維以為，不必因日本書之中譯者差而『欲廢日本已定之學語』，蓋『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節取日人之譯語，一則『因襲之易，不如創造之難』；二來『兩國學術有交通之便，無I格之虞』。更重要的是，『處今日而講學，已有不能不增新語之勢。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勢無便於此者』。他舉例指出，日人之譯語也未必皆精確，但嚴復等『創造之新語卒無以加於彼』，不僅難解，在精密程度上也遠不如日本已定之語。蓋『日本人多用雙字，其不能通者則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國則習用單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