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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12到2012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走過了100年的風雨歷程。國博最早的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而考古機構的設立則始自1950年代。從1980年代開始，國博考古部迎來了迅猛發展的時期，到1990年代已成為集田野、水下、航空與遙感考古為一體的綜合考古機構。進入本世紀以後，隨着國力強盛帶來了文博事業的興旺繁榮，國博的田野考古工作也邁入了新紀元。經過新、老學者的共同努力，與相關的考古科研單位合作，我們以強烈的課題意識先後在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省開展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工作。其中，圍繞多種學術目的而開展的區域考古調查成為我們近年科研活動中的一個顯著特色，這包括多個以『全覆蓋』方法實施的區域系統調查項目；此外，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近些年我們還主持或參與了幾處重要遺址的發掘，這些發掘關涉到中國早期國家與文明的起源、早期秦文化、秦漢時期的宗教祭祀等方面的重大課題。這些與各兄弟單位合作開展的科研項目除個別已結項，絕大多數還在進行之中。為了對以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做出初步的總結，以便更好地開展未來的工作，今年8月上旬，我們邀請一些合作單位及主管部門的專家、領導（主要來自各省考古研究所和部分省份的文物局）共同召開了『中國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合作項目研討會』。會上首先由國博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科研人員就各自參與的項目總結匯報，然後請與會的領導、專家進行點評或發表建議。下面就各合作項目的內容進行概要的介紹，並將有關領導、專家的發言簡介於後。（戴向明）
晉西南聚落考古與絳縣周家莊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穫
從2003年到2006年，國家博物館考古部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為實施『晉西南聚落考古與早期國家與文明起源研究』課題，在山西運城盆地東部完成了涉及5個縣（區）、總面積達1500平方公裏的全覆蓋式區域系統調查（見【運城盆地東部聚落考古調查與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對該地區新石器到早期青銅時代聚落變化反映的社會形態的變遷取得了系統的認識。在此基礎上，自2007年開始，我們選擇絳縣周家莊遺址進行了連續的勘探與發掘。周家莊遺址總面積500餘萬平方米，含有多個時期的古代遺存，其中龍山時代遺存分佈約450萬平方米，是迄今已知最大的史前遺址之一。經初步的工作，首先確認該遺址存在一處龍山時期大型環壕，環壕內面積達300萬平方米。最近兩年我們選擇位於遺址中東部的一處龍山時代的居址和墓地進行了大規模發掘，發掘總面積2600餘平方米。發現白灰地面房子20餘座，陶窯近10座，另外還有很多的窖穴和大型取土坑，這些構成了龍山時代較早時期的一處居址，而此處居址應與燒制陶器有密切關係。龍山時代較晚時期這裏變成了一片墓地，已揭露出墓葬近300座，除成人豎穴土坑墓，還有百餘座的兒童瓮棺葬；按規模這些墓可分大、中、小几種，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社會身份、地位的差異；從空間佈局看這些墓還可分成不同的墓群，當是不同社會組織單位在墓地中的體現。周家莊此處排列有序、規模大而又保存較完整的墓地的揭露，為研究當時大型聚落的社會組織結構、兒童死亡率與人口構成情況、社會等級分化、祭祀禮儀等問題都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對於研究晉南乃至整個中原地區龍山時代的喪葬制度和社會發展狀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戴向明 田 偉）
山西忻州滹沱河上游區域考古調查
滹沱河上游區域調查計劃立項於2006年，課題得到了國家文物局專項經費的支持。現已完成滹沱河上游北部（即忻定盆地北部，包括繁峙、代縣、原平三縣）的全部調查和資料整理工作，並且第一期的調查報告已經正式出版。滹沱河上游南部已完成忻州市區（忻府區）的絕大部分野外踏查工作，資料整理等後續工作也已展開。滹沱河上游北部共完成調查面積2263平方公裏（投影面積），南部已完成調查面積七百多平方公裏，南北合計近3000平方公裏。在滹沱河上游北部共發現先秦時期的遺址363處，遠遠超出過去所有的發現。滹沱河上游區域調查立足於基礎材料的收集，強調做好、做細每一『點』的信息，為此，事先設計有專門的數據庫來支持相關的調查信息。通過地形圖的疊加，最後進行聚落或遺址的劃分，最終為相關的學術研究和文物保護提供全面、系統的資料。過去，滹沱河上游所做的考古工作很少，只有少量發掘和調查，從文化譜繫到文化面貌的認識等多方面都有很多空白，此次調查基本摸清了該地區整個先秦時期的文化序列、不同時期文化面貌及各個時期聚落的發展演變特點，為下一步系統地進行科學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基礎資料。需要說明的是，每年野外踏查工作結束後，我們都會利用不少於一周的時間對一些重要遺蹟現象進行複查，並進行土樣採集。目前已採集土樣近200個，儘管樣品分析並未全部結束，但從實驗室已分析的部分樣品來看，還是有很多重要發現的，比如有龍山時期水稻、大麥、小麥，這些發現都是非常令人興奮的。（王力之）
山東滕州薛河流域考古調查
薛河流域考古調查是國博田野考古研究中心與山東大學、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開展的一項區域系統考古調查項目。薛河流域是山東省古遺址最密集的地區之一，流域內的北辛、前掌大和薛故城遺址更是遠近聞名。經過三個季度的工作，我們覆蓋了薛河中上游240平方公裏的區域，發現了比較明確的遺址150處左右，其年代包涵了後李文化時期、北辛文化時期、大汶口文化時期、龍山文化時期、岳石文化時期、商代、西周、東周和漢代9個階段。通過本項調查，我們發現了一批新的遺址，並對以往發現的很多遺址的範圍、內涵、地位有了新的認識，如杜家堂遺址是魯南地區首次發現的後李文化時期遺址，大韓村遺址是本地區龍山文化時期的一處超大型聚落等。通過本次調查，我們也對薛河流域古遺址的聚落形態及其變遷有了詳細的了解，大體來說，薛河流域主要遺址沿河分佈的格局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就已經形成，而大韓村、前掌大、東江、薛故城等大型聚落的出現都與外族進入或其他政治活動有關。此外，我們還對流域內古地貌、古河道的變遷及其對古代遺址分佈造成的影響作了考察。（郭明建）
安徽馬鞍山姑溪河流域先秦聚落考古調查
從2008年冬季開始，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選擇馬鞍山市當塗縣境內的姑溪河及石臼湖流域進行區域系統調查，截至2012年初，田野工作已經基本結束。姑溪河長約23.4公裏，東連石臼湖，西接長江。當塗縣地處長江中下遊河湖交匯地區，境內以平原為主，還有起伏不平的台地、低山丘陵區。本課題的研究目標一是要摸索一套適合江南區域系統調查的方法，二是初步廓清本地區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面貌和文化發展序列，通過各時期聚落數量、規模、分佈規律等來分析不同時期的社會結構，了解本地區在長江中下游之間、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之間的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經過三個季度的調查，覆蓋範圍約550平方公裏，實際調查面積約430平方公裏。發現先秦時期的遺址92處，零散地點25處。調查的聚落時代涵蓋馬家浜文化中晚期、崧澤文化時期、廣富林文化時期、湖熟文化時期以及西周至春秋末期，幾乎每個遺址都含有至少兩個時期的聚落，甚至有些遺址仍是現代村落所在。聚落均在河流交匯處分佈密集，姑溪河幹流處較少，零星幾處也是依託孤立的殘丘。我們總結該區域聚落分佈的特點為：依山近水，低地築台，聚群而居，長期沿用。目前資料還在整理之中，各時期聚落的演變還有待後期的研究。（莊麗娜）
河南淇河下游地區考古調查
淇河源於晉東南，入豫後主要流經鶴壁境內，在淇縣淇門入衛河，全長161公裏。下游地區是指淇河流出山地後注入衛河的這一區域。本項目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聯合，2008年開始籌備並實施。項目的設立是因為2005年在鶴壁劉莊發現大規模先商文化墓地，這是自1979年先商文化命名以來的重大突破。據以往經驗推測此區域應該有大規模居住址與墓地相對應。另外本地區的工作在考古學史上地位也很重要，包括1928年安陽殷墟的發掘，1932年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發掘大賚店、辛村遺址，郭寶鈞先生發掘辛村西周-春秋早期衛國國君及其夫人的墓葬，還有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工作，包括本次區域調查均在學術史的考察之列。我們把該區域的工作分成不同時段，考察當時學科發展所面臨的問題，通行的方法，結論中所顯現的考古學方法的有效性及其局限性。本次工作主旨是通過全覆蓋式考古調查、資料採集和記錄來搞清先商文化的分佈情況。從2009年春季至2011年秋季，我們分三次完成了全覆蓋式區域系統調查，據地形的變化調查者間隔30-50米拉網式前進，對所選區域進行遺物採集、記錄地理坐標。遺物在年代上分裴李崗、後岡一期、大司空類型、龍山、先商、早商、晚商、西周、東周和漢代等十個階段。調查覆蓋500平方公裏，採集點2000餘個。今後需要在調查基礎上對重要地點進行複查和試掘，其中對與劉莊墓地相對應的夏莊和王莊居住址有必要進行全部揭露，來探討劉莊墓地東區與西一、西二區間不論是由於時間還是不同族團關系所表現出的文化差異，是否在生活遺址中有所體現的問題。（王 睿）
甘肅東部早期秦文化的探索
早期秦文化指西周-春秋早期（公元前677年德公居雍以前）的秦文化。在以往工作基礎上，為深入探索早期秦文化的淵源、特點等諸多問題，從2004年開始，在國家文物局、甘肅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國家博物館、西北大學文博學院五家單位聯合組成課題組，啟動了早期秦文化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2004年對禮縣西漢水上游及其支流進行了詳細的考古調查，確認出早期秦文化遺址三個中心分佈區。2005年調查、鑽探和發掘了禮縣縣城附近的西山早期秦文化遺址，同時還發掘了其對面的鸞亭山漢代皇家祭天遺址。在西山發現面積近10萬平方米的城址一座，年代不晚於春秋早期，並揭露出西周到春秋早期的一批墓葬、動物坑等重要遺蹟。2006-2007年重點調查、鑽探和發掘了禮縣大堡子山遺址,發現一座面積約55萬平方米的早期秦文化城址、26處夯土建築基址、400餘座中小墓葬、一處祭祀遺蹟（包括『樂器坑』1座、『人祭坑』4座），以及多種豐富的文化遺存，年代主要為春秋早期。2005、2008年對渭河上游支流牛頭河流域展開了調查。2006-2010年發掘張家川馬家塬戰國西戎貴族墓地，該墓地雖不屬於早期秦文化，但與晚期秦文化關係密切。2009-2011年重點調查、發掘清水縣城附近的李崖遺址，主要發現是19座西周時期墓葬，其中出有商式風格陶器的秦人墓與出有寺窪文化陶器的墓葬共存，對探討秦族、秦文化來源，以及西周時期的秦、戎關係均有重大的學術意義。2012年又對甘谷毛家坪遺址進行了再次發掘，現已在溝東區鑽探出近400座周代秦墓，目前發掘工作正在進行之中。（梁 雲 游富祥）
陝西關中秦漢離宮別館遺址調查
陝西關中是秦漢王朝統治的核心地區，營建了大量規模宏大的宮殿建築。當時的八百裏秦川，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星羅棋佈。2008年10月，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綜合考古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聯合發起的關中地區秦漢時期離宮別館考古調查項目，旨在摸清那些久已消失的秦漢離宮別館遺址的數量和分佈，確定具體遺址的年代、規模、結構、內涵，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秦漢宮室苑囿建築藝術以及相關禮制思想。根據實際工作需要，我們將關中分為寶雞地區、西安咸陽地區、渭南銅川地區三個區域分階段進行考古調查。迄今為止田野工作已基本完成，共調查關中秦漢時期各類遺址288處，其中離宮別館遺址74處，數量較以前大為增加。通過調查，我們認識到關中地區秦漢離宮別館從北向南有三條分佈帶，分別沿北山南側、渭河兩岸、南山北側呈帶狀東西向分佈，大多數離宮別館位於交通要道兩側。同時我們還調查了與離宮別館相關的秦漢縣治、交通、軍事、祭祀等遺址，有利於作綜合性的整體研究。（游富祥 張曉磊）
山東『八主祠』遺址的調查、發掘和研究
『八主』指『天』『地』『兵』『日』『月』『陰』『陽』『四時』八種祭祀對象，均分佈在山東半島。『八主』祭祀在秦皇漢武時期，皇帝『過則祠，不過則已』，到漢成帝至王莽改制時期被正式從國家祀典中廢止。『八主』祭祀雖然在歷史上存續的時間很短，但它是秦漢時期國家政體由血緣制向地緣制轉變與確立的關鍵時期，國家宗教隨之由以祖先祭祀為主導變更為祖先祭祀與郊祀制並行的思想基石。在此認識基礎上，本項目考古工作的實施與文獻、思想史的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本項目由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從2010年春季開始聯合實施，田野考古工作的主導方針是把史前聚落考古的概念和方法嘗試性地應用於歷史時期的考古工作。在秦漢時期，作為皇帝親祠的祭祀地點需要它們依附於周圍的大型聚落即城市來保障供給；同時，祭祀的實施需要整套的設施，它的遺址形式是組合而不是單一型遺址。首先我們依據文獻中的線索來查尋『八主』的具體遺址，再以之為中心通過田野調查來尋找它與其附近的大聚落的關係。我們現在能確定的遺址有『天主』『日主』『月主』『陽主』『陰主』『四時主』，它們都附屬於周圍的大遺址，『天主』與齊國都城臨淄、『日主』與不夜城、『月主』與歸城、『四時主』與琅琊郡、『陰主』與曲城相關聯，『陽主』遺址附近也發現了規模巨大的漢代遺址。從目前情況看，上述遺址破壞嚴重，尚有工作價值的有『月主』『日主』『四時主』，我們對前兩個遺址按照組合遺址的形式進行了清理和發掘。從已取得的成果來看，目前對於『八主』祭祀起源的時間問題已有初步認識，很多祭祀地點早在成為『八主』祭祀地之前就已被使用。從文獻和思想史方面來考察，『八主』成為一種體系化的祭祀對象是在戰國晚期，它是在宇宙論思想背景之下，對山東半島上諸國的原有祭祀地點重新整合的產物。（王 睿）
江蘇連雲港孔望山遺址的勘查與研究
本項目是由國家博物館考古部、南京博物院、連雲港文管會、連雲港博物館聯合實施完成的，已有【連雲港孔望山】報告出版。2000年開始田野工作，2006年完成了報告的初稿，2010年初報告出版。連雲港孔望山遺址包括石刻遺蹟和建築遺址兩種，它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是1980年史樹青先生發現摩崖造像中有涅像並認定為東漢時期。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發現了與石刻遺蹟相匹配的建築基址，並對整個遺址的年代和性質有了新的認識。孔望山摩崖造像上的個像或圖像組合在服飾或構圖上均可以在漢代的圖像中找到祖本，持年代為魏晉以降觀點者主要是因為涅像與以前所發現的涅像發展軌跡相違背，但孔望山涅像構圖上主要是來自犍陀羅粉本，並非是以前所認定的是根據當時流行佛教經文創作而成。位於山頂的杯盤刻石和承露盤不僅在器物形制上可以與東漢晚期的常見器物進行比對，還符合當時修煉成仙的社會思潮。石象、石蟾蜍等是作為描繪仙界的符號而出現於此的。孔望山遺址是一個發展完備的道教遺址，其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它是社會生活中宗教材料的遺留。我們以前研究早期佛教、道教所依據的材料多來自墓葬，而宗教材料從社會生活轉化為喪葬用品的過程中，材料被賦予的意義會發生改變。在以往的道教研究中，我們已經習慣用佛教的宗教標準來研究魏晉以降的道教儀軌，孔望山遺址揭示出道教早在東漢晚期已經具備完整形態，只是與我們所預想的迥異而已。（王 睿）
專家點評與建議
此次會議共有各合作省份的20餘位領導和專家學者出席，會上大家暢所欲言，就各項目所取得的成果和我們的工作給予了中肯的評價，並對以後工作的開展提出了很多積極的建議。各省代表發言的主要有陝西焦南峯、山西白雪冰和範文謙、山東蘭玉富、江蘇王奇志、安徽宮希成和吳衛紅、河南韓朝會等諸位先生。國家博物館綜合考古部的信立祥、楊林先生也發表了意見。限於篇幅，這裏不能將每位的發言一一列出，只能撮要概述如下。另外，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張威先生蒞臨本次會議，並做了總結髮言，下面亦將發言要點撮錄於後。
對於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工作、各項目及總體的科研成果，大家點評要點如下：1.國博有一個很好的考古研究團隊，人數雖不多，但工作質量高，作風紮實，治學嚴謹，取得了突出成果。2.國博考古同仁秉承老一輩嚴謹作風，追蹤學術前沿，雖沒有與國外合作，但吸收了國外考古的先進方法並加以創新；研究領域上有很大的擴展，但同時又能抓住核心，做到點面結合；不但能夠持之以恆，而且成果的發表也很快。3.與大的考古科研單位相比，所做項目雖然不多，但在課題設計上卻頗具匠心，從新石器一直到秦漢考古，從幾個專項考古發掘到多處區域系統調查項目，在考古研究的佈局上具有系統性和完整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4.每個項目都有很強的課題意識，有明確的學術目的；很多項目在技術和方法、研究方向與研究理念上較為先進，在國內具有領先性，尤其是區域系統調查，是國博學者在吸取國外先進理念基礎上自己實施的本土化的工作。5.很多課題具有學術前沿性，如周家莊遺址非常重要，這個時期墓葬的等級分化和分組現象，為中國古代墓葬等級及陵墓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早期秦文化的探索由五家單位合作開展了七、八年，其重要性自不必說；孔望山、『八主祠』項目以物為基礎，研究當時社會與人，是對意識形態方面研究的很好例證。6.跟地方合作，國博考古部強調實現多方共贏，得到了普遍的理解、支持和歡迎；尤其青年人通過多家合作，可以互相吸收各自的優點，迅速地成長，這樣的傳統還要繼續發揚。
對於今後工作的開展，大家也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因主要牽涉各自的具體項目，篇幅所限這裏不能一一列舉。與會人員都表示，今後各相關單位應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互相促進、共同成長，力爭取得更多的成果。會議主持人戴向明表示，以上這些積極的評價是對我們國博近10年來田野考古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必將成為我們加倍努力、進一步提高科研水平的強大動力；我們將積極吸取各位領導、專家的建議，充滿真誠地加強與各兄弟單位的合作交流，為中國考古學事業的發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另外，在此我們國博考古人也向多年來支持、幫助我們的各合作單位和主管部門的領導、專家和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謝！（會務組根據錄音整理）
張威副館長總結
大家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和充分的肯定，而且合作的意向表達得很充分，會議召開得很成功，我們深受鼓舞。各位的意見和建議對我們考古部今後工作的規劃會起到非常重要和深遠的作用。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過去前輩所奠定的基礎之上逐步推進的。國家博物館組建之後，定位很明確，考古是它的一項重要的職責。我們考古部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充分說明我們的隊伍在考古學界有它的一席之地。作為國家博物館的考古部門，活動範圍受到一定的局限，但經過這些年的努力，特別是有各地的支持，我們這支隊伍跟考古學界各位同仁還是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剛才老主任信立祥也很高興地表示，我們佔領了學術前沿，我們的年輕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能有今天這種局面，我們既受鼓舞，同時也感到壓力很大，今後的合作還要繼續推進下去，爭取更好的成績。我們考古部是一個純學術業務部門，沒有繁重的基建考古的任務，不受臨時性任務的限制，可以做一些有方向性的、大的課題，這是我們的優勢。而且由於我們是館裏的一個職能部門，所以在經費上是有保障的。同時我們注重人才隊伍的培養，每年都會進新人，都是各個大學考古專業的碩士、博士等高學歷的人才；隊伍的年齡結構也很合理，從年輕的到中年的，直到信老師這樣的老先生都還在繼續工作；在知識結構上，從新石器到商周到戰國秦漢各方向都有，力量也都比較強。此外，我們在搞多學科合作研究方面上也比較有優勢。大家都知道在航空與遙感考古方面我們處於領先的地位，這樣在一些大遺址保護、大範圍的區域研究上我們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我們館本身在文物科技保護方面也有長處。這樣，綜合這幾方面的優勢，在今後的合作中，我們還有更大的空間。今天這個會，我很感謝大家給予我們的肯定，也特別感謝各地對我們工作給予的寶貴支持。我自己在山西也做過五年田野考古，後來才做水下考古，是當年在俞偉超先生的帶領下一起拼搏出來的。我們在俞先生奠定的基礎上，跟各地一直保持融洽的合作關係，這是我們考古部的一個優良傳統。希望今後繼續發揚光大這個傳統，更加密切我們之間多方面的合作。
（【中國文物報】2012年10月26日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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