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語文網 三
孔子最早論述了『前言往行』對人們言說的意義。【論語・八佾】載：『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南宋朱熹注曰：『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征，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由此可見：孔子之所以認為『文獻不足，』不能言說，是因為『文獻』記載了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事實，而這些事實最有說服力。苟子則從反面論述了這一問題。在【荀子・非十二子篇第六】裏，他一一駁斥了它囂、魏牟、陳仲、史p、墨翟、宋妍、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十人各種說法的荒謬處，指出：『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唐楊驚注曰：『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眾人矣』。可見，『持之有故』之言即使是荒謬的也足以惑眾。這反映了人們頭腦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有稽之言才可信。
前漢董仲舒從正面論述了無稽之言不可信的道理，依他之見：『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為哉』?揚雄也明確提出了君子之言『必有驗』之說。他指出：『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而最能驗證君子之言不妄的莫過於事實。因此，漢代人們在文章中比較常用的一個語詞是『事類』。譬如：王充【論衡・佚文】云：西漢人張霸採用【左氏春秋】的文字解釋，編造出一百零二篇本【尚書】，然孝成皇帝最終赦之，『多其文也。雖殲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應劭【風俗通義・正失】亦云：『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飢謹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昇平』。這兩處『事類』所指稱的對象顯然是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亦即古事。漢代陸賈【新語・術事】云：『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王充在此意義上明確使用『事類』一詞。他在【論衡・別通】裏以顏淵為例指出：『博覽者』既能『博五經』，又『能博眾事』。『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在王充看來：連綴篇章的文人就應該是這樣的『博覽者』，因為：『夫形大，衣不得褊；事眾，文不得褊。事眾文饒，水大魚多。』(【論衡・自紀】)
四
魏晉時期，人們繼續沿用漢代『事類』概念，並明確提出作文要『以事類為佐』，『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這樣，他們以『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圈定了『事類』的基本範圍。因此，此時人們比較普遍地用『典故』、『典墳』、『故實』等語詞表示與事類相近的概念，或代指事類。與此同時，人們也普遍認為：披覽古籍，『綴拾遺漏，增長事類』，『頤情志於典墳』，有益於作文。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文人創作博涉經史，批評者亦以立論是否有據作為評價文章優劣的尺度。譬如：後魏房景先【駁封祖胄韓雅哲雅神固鼓吹議】云：『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又神固等所議，以為笳鼓不在樂限，鳴饒以警眾，聲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為符合，……尋究二三，未有依據』。據此，他提出『宜明據典謨』，『據典正議』的批評議的標準。東晉葛洪亦如此。他在【抱朴子・辭義】裏說：『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元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i迥弱也』。葛洪一針見血批評王孫公子們：『省文章既不曉，(者)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的行為。
逮及南北朝時期，博識洽聞，學洞今古，已經成為文人的自覺追求。他們作文力求憲范經籍，稽諸舊典。事實上，使用事類，也即用事已經成為此時文學創作上的一種風尚。文人屬辭多出，比事不羈，即使詩歌亦不例外。明人王鏊認為『詩好用事，自庾信始』。梁蕭子顯把當時文章分為三體，其中之一的特點是『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在中國修辭學史上，最早全面系統論述事類問題的是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篇裏，他從界定事類概念人手，對前人使用事類的歷史、手法、事類之於寫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用事類、用事的基本原則等問題一一進行了論述。僅在這一篇，他就使用『前言往行』、『古事』、『舊辭』、『經典』、『事類』、『故事』、『經籍』七個名詞性語詞以及『撮引』、『取事』、『用事』、『用舊』、『引事』五個動詞性語詞，解說文章中引經據典這種現象，認為『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蓄】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
南北朝之後，用典征書已成為中國人寫作中約定俗成的一條法則。明人楊慎【升C詩話】援引宋人論詩，『往往要出處』和『先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論證說明『詩文用字須有來歷』的道理，指出若『必以無出處之言為詩，是杜子美所謂偽體也』。清人方南堂在【輟鍛錄】裏云：『作詩不能不用故實，眼前情事，有必須古事襯托而始出者。』『萬不能出古人範圍，別尋天地』。在這種規範下，『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作詩專尚隸事，看詩專重出典』成為人們作詩、評詩的一個準繩。有所本是人們崇尚援引典故的一個深層內因。
結語
『明用稽疑』是早期先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普遍行為。它以各種形式滲透到人們的精神生活中，成為中國人作文慣於引經據典的淵源。『明用稽疑』、『前言往行』、『事類』、『引用』一脈相承，它們在本質上都是一種驗證性質的占卜行為。（作者：王毓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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