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界定與當代價值評估

西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煒評 陝西日報/2007年/8月/31日/第005版

自上世紀90年代以後，國學開始在中國復興。之所以說國學開始『復興』，是因為它本身並非新生事物。無論考其『名』還是究其『實』，國學都已歲逾百齡了。問題是：時下語境中的國學究竟何指？它和傳統意義上的國學有無異同？當它不再只屬於學術圈而日益成為『人民生活中的日用品』時，其存在形態是正常的還是非正常的？當下中國人應該推崇什麼樣的國學？又必須警惕、反對什麼樣的國學？

從現有資料看，梁啓超應為20世紀『國學』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作為『西風東漸』的應對物，國學是一個與西學相對的概念。國學最基本的性質，是中國傳統學術；國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的主體研究方法，是形成於中國本土的傳統研究方法。20世紀前期的國學，既具有傳承中國固有學術文化薪火的性質，又顯示出強固本體，吸納客體，拓寬屋宇，再臻新境的開放性特點。這一特點，使它的總體品貌，和漢、唐、宋、明、清各代的學術研究有了一定的區別。

20世紀40年代以後，『國學』一詞漸不流行。國學的研究工作，固然從未中斷，且不無拓展與深入，但總的態勢不夠張揚而顯得比較低沉。至近20年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國學才又『添酒回燈重開宴』且日益『亂花漸欲迷人眼』了。但必須看到，當下的國學，事實上已與20世紀初期及上半葉的國學不盡相同了。國學這一概念的指稱範圍已較數十年前大為拓寬——20世紀上半葉的國學主要指中國傳統學術，時下的國學則是中國傳統學業和中國傳統學術的總合。竊以為，『國學』概念內涵的這一變遷具有積極的意義——它使國學具有了更廣泛的群眾性、基層性和普及性。傳統國學，多是學人圈子裏的事情；今之國學，卻具備了對於閭裏百姓的親和力。

同時也應當看到，籠統地強調當代國學的價值和意義，容易導致認識和操作上的某些失度、偏至或迂闊化、庸俗化傾向。筆者以為，無論討論國學，還是推動國學建設，都應在國學的價值認識和利用方面把握以下幾個基本尺度：第一，國學與西學的關係是相對的而不是對立的。

前者與後者既有相異的一面，又有相同、相通的一面。對待國學與西學的正確態度，乃是兩者雙重而不是用前者對抗後者。國學與西學的優勢互補，才是『人間正道』。

第二，國學是一個文化共生礦，其中有精華，也有糟粕。『批判地繼承』傳統學術文化遺產，即『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方是科學主義的立場。

第三，弘揚或曰復興國學，必須合乎時代價值取向的目的性。應在合理繼承、開發、利用傳統學業、學術資源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民族文化，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並為世界文明的發展貢獻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創造成果。

第四，傳統國學的優勢，主要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當代中國人應該有勇氣承認，中國傳統學業、學術，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建樹，整體上是遜色於西方學業、學術的。即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學亦並非在所有領域都佔盡風流。例如邏輯學、純粹思辯學、經濟學、語法學的不夠發達，便是不能迴避、回護的事實。明長知短，才能揚長補短。

第五，國學的前景可以樂觀，但如何提升、拓展、創新，使其健康發展，有賴當下中國人與未來中國人的偕力並作。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支持、引領與知識界人士的參與、把握至關重要。

第六，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是一個尚待中華民族措理、解決的世紀性大課題。就目前情況看，制度的統一很難在短期之內實現，而國家和民族的統一，又是歷史和時代的大勢所趨。國學的復興與不斷發展，是一種強大而持久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維繫力。而對於海外的炎黃子孫而言，第2頁共2頁『祖國』實際上是由兩個實體組成的，一是作為地理政治實體的中國，一個是作為母土文化實體的中國。母土文化實體的中國的具體存在形態，正是中國傳統觀念、中國傳統民俗、中國傳統學業和中國傳統學術四個方面。這是當代國學的又一重要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