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日報 重政治輕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史學觀念的偏失
所謂國史，即一國或一個朝代的歷史，這裏所說的國史，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
10多年前，應【當代中國史研究】雜誌之約，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之斷想】。文章專門分析了三個問題：國史的學科定位，跨學科研究問題，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觀察近年來的民國史研究，也同樣存在着以上三個問題。201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多卷本的【中華民國史】終於出齊。喜慶之餘，也看到編著者對這部巨著的一些反思。其中特別提到該著過於偏重於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內容，而經濟史、思想文化史的內容所佔比重偏小，顯得很不平衡，這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史學觀念上的偏失。無獨有偶，國外的現代中國史研究，也陷入了這種重政治而輕文化的規範認識誤區，面臨着研究的困境。就連頗負盛名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難以避免。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國史究竟應該怎樣來寫？
從方法論上看，問題的癥結主要出在如何給國史做學科性質和研究對象的定位。傳統意義上的國史，所記述的主要是政權沿革的歷史。圍繞着政權的更迭、歷史的變遷和統治者（執政者）的易位，自然是離不開政治、軍事的爭鬥和階級、政黨之間的較量。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這裏，歷史重心的偏離也源於此。道理很簡單，在現代社會發展中，政治的作用被過度放大，超越於其他各種因素。然而平心而論，政治因素並不是孤立的，離開經濟和社會生活，離開思想文化，任何一種政治制度、任何一場政治革命都是無法解釋清楚的。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只是圍繞着中國共產黨書寫的話，那麼，國史和黨史之間又有什麼區別呢？顯而易見的衍生問題是：國史在學科上無法完全獨立。
忽略文明史的國史，難以觸及問題的本質，難以引發人們應有的基本思考
近年來，隨着史學研究的進步和深入，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已經超越了國史研究，很多重大問題與其說放在國史範疇中考究，還不如進入專門史的領域更富有意義，畢竟專門史是通史的基礎。國史研究似乎很難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和興趣。箇中原因其實並不複雜，是由國史研究的層面過於表象所致，以至於難以觸及問題的本質，引發人們應有的基本思考。
我以為，解析這種史學現象最有效的方法論是法國著名的年鑑學派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提出的整體結構史觀和歷史時段論。他將人類歷史的整體發展過程區分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並且形象化地比喻成大海的海底、深海和海面。假如依照他的這種劃分，國史僅僅處在以人和事件為主的短時段，處於海面的位置，所觸及的僅僅是歷史的表象。
與布羅代爾的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國史學家錢穆。錢先生在【國史新論】中談及治國史的心得時說，『寢饋史籍，數十寒暑，發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會史實作大體之敘述。一文化史，推廣及人，歷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綜合性之觀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導歷史前進最後最主要的動力』。
由此我想到，為促使國史研究的深入，必須結合長時段和中時段，必須要從歷史的整體結構上思考問題。那麼，有一個關鍵點不可忽略，這就是文明史。在某種意義上，『文明與長時段本身成為同一』。
長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受階級史觀的影響，對文明（包括文化、人文）概念的認識始終是模糊的，自然對文明史缺乏必要的理解，甚至將它和階級鬥爭史相等同，以至於至今還沒有產生出一部關於中華文明的信史，無法真正展現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做出的歷史貢獻。
毫無疑問，文明史的研究是深層次的研究，既要見面，又要觸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與近代文明的形成息息相通。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就誕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它包含着這位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對政治革命的深刻反思。賀麟先生在討論『抗戰建國』的方向時，提出了『華化、儒化西洋文明』的著名論斷，力圖推進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精神的匯合，給國人以深刻的思想啟蒙。
當然，我們亦不可忽略的是：五四時期強烈的反傳統主義對中華民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負面影響。時至今日，這種影響在中國社會中仍難以根除。文化的傳承是民族國家的精神寄託，也是民族國家的責任、公民的義務。在這個意義上，我更能理解布羅代爾先生給文化所下的特殊定義：文化『即尚未達到成熟，尚未達到最佳狀態，尚無法確保其成長發展的文明』（參見【物質文明】第一卷，第74頁）。
國史也是人的歷史，文明的歷史
在現實生活中，國史與文明史相關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怎樣看待兩者之間的關係。當我們重新審視歷史現象時，是否一定要將歷史的變化同國家、政權機械、生硬地扯在一起，過分地誇大權力與權勢的作用？對一些歷史現象做獨立於政治的考察是否更客觀公允呢？因此，在我看來，歷史變化莫測，是一個複雜曲折的過程。真正揭示其面貌，需要具有整體史觀，要將短時段、中時段與長時段結合起來。也就是說，要將國史與文明史有機地銜接，努力避免功利主義的短視，善待歷史。反之，搞不好的話，國史研究就會偏離人文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向，墮入傳統王朝史研究的窠臼。我們須明白一個基本道理：國史也是人的歷史，文明的歷史。
基於這種考慮，我在研究國外中國研究時，更願意將中國研究看作是Chinese Studies ，而不是China Studies。因為前者更富有文明內涵，更具包容性。西方的中國研究，從總體而言正是一種文明的研究，我們也需要以文明的氣度來接納它。
作為文明史一部分的國史研究如何發展？見仁見智。我覺得錢穆先生在60年前談國史研究的一段話或許可以為我們指點迷津。他告誡研究者：『要之，根據以往史實，平心做客觀之尋求，決不願為一時某一運動某一勢力方便而歪曲事實，遷就當前。如是學術始之可以獨立，而知識始有真實之價值與效用』。『循此而往，中國歷史必有重見光明之一日，而國運重新，亦將於此乎賴』（參見【國史新論】自序）。（侯且岸 作者為北京行政學院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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