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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文以載道，或曰文以明道，是古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它對我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和演化及至形成鮮明的民族特色發揮了重要作用。但20世紀在西方文學觀念的衝擊下，這一命題飽受批判。在批判中，文學的社會責任漸被淡漠。在我們的文學傳統面對全球化挑戰的時候，在我們既要堅持本民族的文學特色，又要放眼世界、汲取時代精神的大背景下，如何對待『文以載道』這一理論資源，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為此，我們特別選定了3篇討論文章予以刊出，希望能夠引起讀者的思考，使得大家能夠在新的時代背景中回溯審視『文以載道』這一古老命題，為我們的文學更好地走向未來把定方向。荀子曾說：『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辨彰清濁，掎摭利病，才能有利於獲取真知。（劉毓慶）
『文以載道』是古代作家關於文學存在意義的最基本認識。文學的合理性取決於『道』的合理性，文學的發展必須有對『道』的承載。秉持着這一理念的古代文人，以他們筆底『載道』的詩文，書寫着心志和情感，描繪着現實和人生。可以說，它不只是一個理念，同時也是一個具有自我修正機制的有機動力結構。它既是古代文學理論的成果，也是我們傳統文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國文學從過去走向未來的內在動力源泉和生命力之所在。
『文以載道』本身就是古代文學理論發展的成果。從思想史方面看，孔孟將『道』視為正常的社會秩序和倫理秩序以及關於這些秩序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儒家強調人對『道』的積極作用，要求人在社會生活中去積極地『弘道』（【論語·衛靈公】），『道』在儒家心目中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後來荀子構建了一個由『道』而『聖』，由『聖』而『經』的『道』的傳布公式（【荀子·儒效】）。『道』經由『聖人』的作用，落實於儒家經典，後人便可由這些經典進窺聖人之道。其後經過揚雄的重申，基本確立了尊道、徵聖和宗經的思維模式，這一思維模式實際是『文以載道』的理論淵源。自西晉太康年間而後，文風總體趨於華靡。及至劉宋後期，文壇遂出現了『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弊病。劉勰認為，這種文弊的出現，在於文人不能『執正以馭奇』，沉溺在『務華棄實』的創作潮流中不能自拔。劉勰提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認為文學創作應按照『宗經』『徵聖』的次第，達到繼承『道』的目的。但他也並不執拗呆板地去『宗經』『原道』，而是很尊重文學在發展中取得的成就，要求在『樞紐經典』的基礎上『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可見，劉勰之『原道』論，雖然源自荀子和揚雄，但已經顧及到了文學自身的內在要求，並非只是片面強調文學的思想和文風必須受到經典的規約而不能摻雜任何新意。至中唐韓愈、柳宗元出，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實際情況，分別提出了『文以貫道』（李漢【昌黎先生集】附錄）和『文以明道』（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的主張，這對『文以載道』理念的提出，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韓愈所強調的『道』一方面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其含義又相當寬泛。韓愈說其所謂『道』是『合仁與義言之』，實際上是對『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的統稱（韓愈【原道】），是含有道德、倫理、政治、教化的正統思想價值體系與實踐觀念體系。他還勾繪了一個由堯、舜到孔子、孟子承傳下來的『道統』，對這個『道統』的勾繪，實際上確定了儒家傳統思想和價值觀的合理性、合法性與正統性。其內涵蓋指儒家關於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含有禮樂教化內容的倫理道德與行為規範，其旨歸在於構建秩序井然、雍熙和睦的人文社會——這是韓愈關於『道』的核心觀念。但若結合韓愈大量的文學作品來看，其『道』的內涵又十分寬泛：從國家的政治教化、文化措施層面到社會人生的諸多細節層面，都可融入『道』的範疇。可以說，韓愈的『道』既具有理論方面的嚴肅性，又具有實踐上的開放性。柳宗元的『道』，更多傾向於對現實社會的實際作用，所謂『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同時，柳宗元在闡說其『文以明道』的觀點時，則明確說明這一理論是針對華麗文風而言的，他反對的是『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的創作風氣。
將韓、柳二人關於『文』『道』關係的觀點統合觀之，他們一方面要求文學發明並傳達符合傳統精神的思想觀點，另一方面又明確反對華麗侈靡的文風。至此，關於『文』『道』關係的理念基本確立了其理論界緣，其觀點的旨歸在於對『道』的發明與對過度的『文』的抵斥。到北宋周敦頤，遂在包括韓、柳以及其他相關觀點的基礎上，正式提出了『文，所以載道也』（【周子通書·文辭第二十九】）的觀點。
『文以載道』是古代關於『文』『道』關係的集成性表述。其『道』的含義並不單調狹窄，而是包含着關於社會人生的各種符合傳統倫理思想和道德規範的思想和情感。它既有『輔時及物』的現實意旨，也含有人在社會生活中產生的各種『合仁與義』的思想與情感。而尤其重要的是其『文』本身也包含着對文辭之美與『文從字順』（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的綜合考慮。韓愈所說的『文』，本身就具有文章之美的意思。在【進學解】中，韓愈說自己『沉浸醲郁，含英咀華』，廣泛汲取古人創作的經驗。他學以為文的取徑對象極為寬泛，既包括儒家經典，又包括諸子和史乘。清人劉熙載評價韓愈時說道：『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藝概·文概】）劉熙載所謂『無所不包』正道出了韓愈關於『文』的見解，實際上取徑甚廣，凡可為我所用者，均可予以採擷使用。
柳宗元也詳細地闡述了學以為文時應廣參博取、多方師法的觀點（【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與韓愈一樣，他學文取徑的範圍極為寬泛，既有儒家經典，又有諸子文章；既有詩賦作品，又有史乘文獻。其可用以『明道』的『文』，也同樣豐富生動，無所不有。
因為具有理論的開放性和實踐的靈活性，『文以載道』對古代文學的發展和演化及至形成鮮明的民族特色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六朝駢文趨於華麗侈靡的時候，李諤、王通等人遂強調『道』的規約作用；宮體詩風的餘緒揮揚，王勃、楊炯、陳子昂等人便起而以風雅比興精神予以廓清；中唐駢文遙應六朝，文風巧艷，韓柳則以『道』針砭；宋初延承晚唐五代文弊，文壇惟務纖巧，歐梅便標舉韓柳，意在匡救……當『道』對『文』束縛過緊，則有提筆直書性靈主張的發聲；當『文』在一片黃茅白葦的呆板僵化中了無生氣時，便有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振臂吶喊。在文學發展的漫長過程中，古代文學家找到了『文以載道』的理念，它的提出源自於對文學發展的實踐，也源自對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的深入思考。它是文學的追求方向，更是文學書寫的倫理底線。它約束着『文』，使文人對辭藻華彩的追求不至墮入脫離生活現實的形式蜃樓；它也控遏着『道』，使『道』在『文』的面前更好地適應着情感表達和心靈書寫的需要，而不至於成為耳提面命式的嚴厲說教。『文以載道』是古代文學理論的成果，也是古代文學、古代文化的成果。古代文學民族特色與自身傳統的形成得之其力處甚多，絕不可輕慢視之。
正因『文以載道』理念的存在，古代文學在發展演進中便具有了自我修正、自我匡范甚至是自我療救的動力機制。這個機制在理論與實踐方面規約着文學的發展，既延續着過去的傳統，又不斷充實着文學的內涵，使得古代文學得以在保持穩定演進的同時，可以吐故納新，自我揚棄，形成自己的鮮明特色與民族風貌。在這個意義上講，『文以載道』不只是關於文學的一種理念，實際上也是一個維繫『道』『文』關係的總體均衡，並能充分釋放藝術活力的動力結構。『文』與『道』制衡着彼此，共同維繫着傳統文學的持續發展。劉勰認為經典影響下的文學具有『旁通而不滯，日用而不匱』（【文心雕龍·原道】）的生命力，而『文以載道』則在理念和實踐動力方面使得我們民族文學傳統特色得以保持。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和我們必須堅持自身民族特色的歷史當口，『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不能澌滅。
（郭鵬，作者單位：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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