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國學核心在經學 儒墨有共同文化源頭

【編者按】：時下國學大潮方興未艾，關於國學、儒學與經學設置一級學科之倡議亦隨之興起。然而，對於國學、儒學與經學之關係，論者意見卻有極大差異。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研究員，拜訪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時就此問題進行了對話交流。茲將談話內容整理刊發，以饗讀者。

李學勤國學核心在經學 儒墨有共同文化源頭

李學勤先生在世界儒學大會上

楊朝明（以下簡稱楊）：李老師，您好！最近幾年，國學復興的熱潮可謂席捲神州大地，幾至人人皆談國學之勢。尤其是近年來，為推動國學的真正復興，許多學者提出要設立國學一級學科，也有學者倡議將儒學或經學設為一級學科。當然，其間的反對聲音可是此起彼伏。國學、儒學、經學業已成為關鍵詞和時髦用語。但是，這三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恐怕在許多人的頭腦中還不是那麼清晰。

李學勤（以下簡稱李）：是的。過幾天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要舉辦一場經學：知識與信仰的學術會議，我也應邀出席，可能要有一個講話。談一談國學、儒學、經學等問題。其實，最近幾年，國學熱不斷升溫。我也經常在各種場合作演講，關於國學我總要談到一點，國學的內容應該放在中國整個傳統學術文化的大背景下來考察。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多地區的國家，其文化傳統是長期吸收各民族、各地區，包括境外的各種文化綜合而形成，這個過程是非常複雜的。所以，我們講國學，不能排斥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各個地區的文化特點，所謂三教九流都應該包括在內，它包含的內容應該是非常廣博的，也是非常複雜的。

不過,具體說來,中國傳統文化是有一個主流的,不是沒有主流的。我們要把握中國傳統文化,要看出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要區分清楚。這個主流是儒學；儒學中最核心的部分則是經學。儘管有人認為經學不切實際，但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其在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和整個儒學中的核心地位，這也是國學研究最中心、最關鍵的所在。說中國學術的核心在經學，是就其學術地位和影響而言。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學術的核心不是佛、道，應該是儒學。儒學的中心就是經學。

當然，這並不是說經學最有價值，價值判斷可以見仁見智，這個話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一個事實判斷。我講的是歷史事實，就是在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裏面，儒學是主流，它所佔的比重和影響都特別大，而經學又是儒學的核心。不研究經學，不了解經學，應該說就沒有把握住我們傳統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我這樣講，是一個邏輯推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不能離開經學的研究，但對經學的研究正是今天國學研究中最薄弱的環節。當前所謂的國學熱雖然形式繁多，但對其核心內容經學幾乎沒有多少研究，這種情形必須引起重視。否則，我們對國學、對傳統文化的認識終究是不夠的。

楊：不過，近年來，經學研究也漸漸受到重視。各種關於經學的專著不斷出版。尤其是清華大學彭林先生成立了建國後第一家經學研究中心，還編了一本【中國經學】的刊物，這是非常令人欽佩的。我想，經學的研究會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我同意李老師的意見，說國學或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三者一脈貫通。

可是，由於種種原因，人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存在很大差異。比如在當下儒學熱的情形下，有學者就提出：傳統是複數的，不能僅僅搞儒學。傳統當然是複數的，但複數多元的傳統之中也有主次之分啊。大概是王陽明吧，他就說過在中國文化如果比作房舍的話，儒家就是正堂，佛家和道家就是廂房。另外，對國學的定義也存在着千差萬別的理解。今天很多人認為，國學本身就是一個妾身未明的概念。

李：其實，關於國學的提法，自始就有爭論。就連【國學概論】的作者錢穆先生，都說：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認為國學這一名稱不可能長期存在。但是，他沒想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學又火起來了。

楊：其實，國學本身就是近代的產物，是特殊時期出現的概念。如果沒有西學的入侵，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嚴重威脅，出現嚴重危機，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學的概念可能就不會產生。國學的概念就是針對西學而起的。那時人們稱中國本有的學術為國學。但國學這一概念過於寬泛，其範圍難以判別，有人主張稱為國故。

事實上，不論將國學定位在國家固有學術還是國故學，其內涵仍失於寬泛籠統，不易把握。於是，馬一浮先生提出，國學就是六藝之學。他說，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我注意到，劉夢溪先生對此是極力讚賞的。他在前年的世界儒學大會的大會發言中也做了這樣的講話。劉先生認為，這一定義態度既儼然鄭重，學理意味也極深厚。事實上，孔子與早期儒家整理並傳述六經，主張修己安人，儒學之核心正是六藝之學，即經學。

李：談到經學，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不過，我們的現行學科體系中卻沒有經學的位置。這要追溯到民國初年。當時出於強調接受西學的目的，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生取消了經學。對於此舉怎麼評價，大家可以見仁見智。可是經學被取消，經過這近百年的時間，返回頭來看，問題出現了。

我們知道經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成了禁區，很少有人願意去碰它、研究它。對這個禁區打開一個缺口的是我們很尊敬的一位前輩先生，即周予同先生。還記得周予同先生在建國之初就提出經學的研究，周予同先生去世後，他的弟子朱維錚教授為他編了一本經學史論文集。應該說，那個時期在文章中談論經學的是很少的。周先生曾提出一個著名論斷，他說：經學退出了歷史舞台，但經學史的研究卻急待開展。這句話影響很大，我前些年也曾經多次引用過。因為這句話有一個正面的效果，就是給經學研究留下一塊空間。很多人做經學史研究都要引周予同先生這段話，這句話的作用就在這裏。大家可以看看周予同先生的著作，他是做經學史研究，實際也包含着經學研究。由此可見，這句話是周予同先生煞費苦心的一個提法。

可是這個提法也有一個問題，人們不見得會同意他的觀點。這個提法首先是經學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這裏面實際就暗含着經學已經沒有任何實際作用了，不然，為什麼經學時代會結束呢？當然周予同先生關於經學時代有他自己的解釋，他認為經學時代是經書可以指導人生、指導政治、建構國家結構、引導國家方向等等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可是儒家的五經、十三經對於今天的中國人就完全沒有意義了嗎？今天不少學者說，儒家的經，經過研究，不僅對於今天，對於未來的中國，甚至對於全世界的文化都可能有所貢獻。

楊：我們都是讀過周先生經學史論著的。那時候確實很少有人敢碰經學。經學好像是一種瘟疫或妖魔，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比如說袁世凱等倡導讀經而敗壞了經學的名聲有關。如今，人們在反思包括周先生等在內的經學史研究，甚至提出來很嚴厲的批評。但不管怎麼說，周先生的那個判斷應該是對的，也就是說作為主導國家意識形態的經學已經成為歷史，但是對於經學史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對經學本身的研究應當特別重視。經學作為儒學、乃至國學的核心，理應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或者中心。依先生看，今天我們應該怎樣對待經學史，怎樣研究經學？

李：還從剛才提到的周予同先生那個著名論斷說起。我雖然見過周先生，但是沒有機會向他請教，也沒聽過他的演講、上過他的課，所以我不太清楚周先生的提法是怎麼得出來的。但我個人猜想，他是不是受到清代章學誠六經皆史的影響？當然，六經皆史這個說法不是從章學誠開始的，明代已經有人說過了，明代甚至不止一個人說過，當然他們說的內容不同。可是六經皆史的提法在章學誠那個時代，本身就是經學義理衰退的一個表現，或者說是六經的政治指導作用、現實指導作用衰退的一個結果。如果六經皆史，那麼一定程度上六經都是史料，它就沒有義理的價值，沒有指導現實人生的作用，沒有那麼神聖了。所以六經皆史隱含的一個意義就是，六經已經過時了，它的義理在今天已經不再有作用了。

這個提法到底對不對呢？有學者就反對這個命題，像香港的饒宗頤先生就是一個。胡曉明先生【饒宗頤學記】載有饒先生這樣一段談話，他說：章學誠是夷經為史，是很不對的。經應是史的升華與提煉，是更高級的產品。史是事實的原本，文是事實的記錄，經是由事實中提煉而出的思想。現代人多立新義，有甚麼貢獻？有甚麼價值？應不負如來西來意，應順着中國文化的脈絡講清楚。我並不疑古，相反我很愛惜敬惜古義。在饒先生看來，六經皆史就是夷經為史，夷就是平，他認為經實際上是從史裏面提高出來的，是高於史的。現在你把它壓平了，把六經都變成史，這就是夷經為史，他是不接受的。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意見，饒先生提出這個意見，與他建設中國的新經學等提法是有密切關係的，所以我覺得值得特別關注。在中國的歷史上，經的作用與地位與史是不一樣的，雖然古人說，剛日讀經，柔日讀史。左經右史。可是二者在歷史上、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不能認為經與史是相等的，如果說這二者是相等的，那就等於把經在歷史上或者說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否定了。

楊：李老師說的這些我也深有感觸，由於歷史原因，我們對六經的重視程度還很不夠，很多學者也僅僅把六經作為史料來對待。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進行具體的經學、經學史的研究中，學者往往或受限於學者自身研究領域的局限，或囿於歷史地形成的門戶之見比如漢宋、今古之爭等等諸多因素，經學史研究領域尚存在或多或少的缺憾。

李：經學的歷史很長，從文本、師傳等各方面都存在分歧，非常之複雜。尤其是你提到的今古文之爭，糾葛千載，至今仍是學者探究的熱點。而門戶之見則是清代學術的一個很大特點，清代在經學研究上成果很多，所以研究經學要重視清代學術。

記得在清華大學念書時，聽馮友蘭先生說，研究中國學術史、哲學思想史，要吃透兩頭。就是說要重視先秦兩漢和清代。我們研究經學，確實要花相當大的力量來研究經學史。經學本身是一個歷史的產物，你不能不在歷史的基礎之上，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來做工作，因此就必須研究、討論經學史。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做經學史研究，就必須對前人有一個超越，有一個糾正，超越門戶之見。真正意義上的經學史是在晚清，是從皮錫瑞、劉師培開始的。但是清代的學術不能不說存在着一些偏向和不足之處，或者說的嚴重些就是缺點。這個缺點是清代很多學人不能避免的，就是門戶之見。

清代學術是從否定宋明理學開始的，這是對的，但也拋掉了宋學很多好的方面，如講修養，入世精神，和做人的骨氣，甚至對社會都有影響。明代科舉發展到極致，【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一出，很多人書就不讀了，成為空疏之學。清朝人看到了此時理學的空疏，開始予以矯正。

其實在清初的時候，氣象是博大的，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但後來卻是門戶成了主要特點。他們講門戶、講門派。立門戶的代表是江藩，他的【漢學師承記】從閻若璩講起，竟把顧炎武、黃宗羲等列入另冊。首先是講漢宋，漢宋之後漢學再細分，講今文古文，講西漢，越分越細，形成漢學反宋學、今文反古文的局面，門戶越講越深、越講越窄小。當時就有學者力矯此弊，如方東樹、陳澧等，但都不太成功。我們現有的一些經學史著作也不可能完全避免這個缺點。

而我認為如果我們要寫經學史的話，這個缺點一定要避免，再不能從門戶的角度看經學史、學術史的發展，因為那樣會造成很多問題。如果你是漢學的立場，主張漢學打倒宋學，一下子大家都不知道宋學了，一下子從唐代晚期跳到了明末清初。這中間通通都否定了，沒有多少書可讀了，所以說書不讀漢唐以下，不是不讀，而是你已經否掉了，沒有啦。現在很多漢代經學史，從董仲舒就直接到漢末，到鄭玄、何休了。中間沒什麼，中間這些東西都被否定了，講不出來了，都變成支離破碎的了。所以很多經學成果，很多遺留下來的東西都被忽視了，所以以前的經學史往往是門戶之見的產物。

經學史有兩種寫法，一種是從思想、義理的角度去寫，一種是從文獻、史實的角度去寫。兩者不可偏廢，然而側重的方面不同。現在很需要寫一部新水平的經學史，但不要陷於繁瑣，要提綱挈領，講明白有關鍵性的問題。這對於整個中國學術史研究都很有意義。

楊：【莊子天下篇】提出道術和方術的概念，認為諸子皆不得道術之全，而是各得一察焉以自好。可見，各家的方術不獨有其見，亦有其蔽。何況囿於當時的社會環境，設想各家各派毫無門戶之見，實際上是不大可能的。不過，走出經學時代的當下社會，回過頭去重新審視經學史，用持平的態度面對經學，用融通諸子的思路去審視諸子之學，實現對各家的整合，我想不無可能。這種整合，實際就是對諸子，或者說不同派別、門戶之見互相溝通、互動交流的問題。我覺得，【莊子】說的道術就是儒家，諸子之學則是方術，事實上，諸子之學，包括六經，其本身也並非彼此隔絕，而儒家與其他諸子可能並不一定是一種簡單的並列和平行關係吧。近代以來，尤其是從梁啓超、胡適之以來，將孔子儒學與其他諸子等量齊觀，成為一種常識，一種範式，至今影響着我們對先秦思想學術的考察。我想，這與疑古思潮否定孔子與六經的關係有很大關聯。所以，我們的經學史往往從漢代開始，孔子只能算經學前史。這恐怕就是一種歷史的誤會吧。

李：你說的對。我的老師馮友蘭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就是中國哲學史首先是一個子學時代，然後是一個經學時代。這個已經變成常識了，不僅是中國人的常識，也是國際上研究中國哲學或思想的常識，但我認為這個說法可以修改。

所謂經，應該說在先秦已經存在。你們看清華簡裏屬於【尚書】的部分是怎麼抄寫的，跟其他的一些書是不一樣的。它的字工整極了，跟西周金文一樣，絕對不像上博簡的文字。為什麼呢？因為它是經，經寫的時候就要工工整整，就大不相同。我們說經是什麼？當然就是六經了：【詩】、【書】、【禮】、【樂】、【易】、【春秋】。

【詩】、【書】、【禮】、【樂】是夏商周的一個傳統，一直傳流下來，越來越豐富，當然也有改變，被曲解變化這都是一定的，孔子把【詩】、【書】、【禮】、【樂】整理起來，然後有教無類，開闢私學，使得它們在民間更得到傳流。過去的官府曾有過學校制度，到了春秋時代，這個制度逐漸就衰落了，就只能依靠私學。孔子在這時候開辦私學，得有課本，教【詩】、【書】、【禮】、【樂】。現在上博簡的【孔子詩論】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它就等於是孔子講學的筆記，裏面有的只有一兩句話，有時候看不太懂。可見這些都不是在孔子那個時候才有的，而且在孔子那個時代已經有了崇高的地位，不管它叫經不叫經。

我們看【左傳】、【國語】裏面，當時的貴族都是在講【詩】、【書】、【禮】、【樂】的一些問題，將其作為一種經典來引用。【詩】、【書】、【禮】、【樂】都是經典，人們可以對其引用、發揮，至於理解的對不對，那是學的問題，解釋的問題。所以你能說當時沒有經學嗎？沒有經學的位置嗎？【易】、【春秋】之所以成為主流經典，其中孔子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一些。孔子述而不作，刪定六經，他也是做經學的工作。所以說經學是從孔子開始的，在一定意義上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說當時就沒有經學，孔子傳播的六藝與其他學說是完全平等的，我看並不如此。

事實上，當時所有人所受的教育，都是來自六藝，來自【詩】、【書】、【禮】、【樂】，不管他贊成還是不贊成。比方說墨子，墨子也講三代，也講先王。這屬於他們的傳統文化，是他們都迴避不了的。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值得檢討的。因為1956年信陽長台關出土了一批竹簡，我看到竹簡上有三代、先王等概念，就認為這一定是儒家的作品，可是後來被證明是墨家的。就是因為儒家與墨家有一個共同的文化源頭，受到相同的教育，所以他們會使用相同的概念，有相近的主張。

這些都屬於經學，儘管當時還沒有經學名稱。當時經學的影響，不限於鄒魯的縉紳之士，從郭店簡、上博簡還有清華簡來看，六藝或經學在當時的楚國也有很大影響，楚國主要是一少數族群荊楚聚集的地方，當時主要流行的是儒學和道家思想，此外沒有見到其他諸子。郭店簡的墓葬約為公元前三百年，這個時代就是方以智所講的三子會宗的時代，孟子、莊子、屈原都生活在這個時期。在郭店簡中對【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已有系統的表述，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楚國是怎樣的一個文化面貌。所以這些問題，既是經學的問題，也是今後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裏面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