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文』與唐代官員選拔

作者：聶永華（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一

唐代官員任用實行舉、選分途，即登第後的資格授予與考察任用各行其是。舉子通過禮部試『放榜』後，並不意味着『考試』的結束，而是進入新一輪的『才學』比拼。經過『試判兩節』的關試，籍屬吏部，『守選』三年，方『冬集銓選』，開始『官人』生涯。【通典·選舉三】：『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謂之銓選。』吏部銓選，要經過頒格發解、磨勘檢核、三銓三注、送省過官等程序。

『判文』與唐代官員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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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解狀審查的選人，就進入銓試程序，其內容是所謂『四才』：『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證；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通典·選舉三】）銓試之後，對合格的選人擬定職位，是為注官，其標準是『校功以三實』：德行、才用、勞績，『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勞必考其實而進退之』（【舊唐書·職官志】）。『四才』和『三實』，考試與考核結合，是對選人為官從政素質的綜合考察。

銓試『四才』，身、言是主選者憑感覺的『印象分』，書、判尤其是判才是考察的重點。銓選試判，『務為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實則『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所得不過學問精通、文章美麗之士耳』。不難看出，在所體現的考試原則和才學標準中，『文學』扮演了重要角色。

吏部銓選，涉及數量龐大的新進士人和六品以下官員的選任，實際操作中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如何掌握選官標準，二是如何解決官闕少而選人多的矛盾。唐初，天下兵革方息，『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僧多粥少』的問題尚未突出，隨着獲得出仕資格者增多，『九流繁總，人隨歲積』，到開元時期『大率八、九人爭官一員』（【通典·選舉三】）。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以『限年躡級，不得逾越』為原則，制定『循資格』的銓選規則：『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在資格範圍、官資標準、資格定量、停替年限、實施對象、實施程序等方面做出嚴格規定。這有效地保障了銓選的正常秩序，然而亦限制了優異者脫穎而出，出現『公幹強白者拘以考淺，廢疾耄瞶者得在選中』的賢愚混雜局面。於是，平判入等和科目選等補充措施隨之出台。所謂『平判入等』，就是對選人所試判，分出等第，『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通典·選舉三】）。『判入高等』者所授官職多為秘書省、弘文館、左春坊司經局之校書、正字等『望秩常班』。平判入等屬正常銓選程序，參選者仍須受到選數和考數限制，為使卓異之才脫穎而出，就有了科目選的設置。【通典·選舉三】：『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參選者『不須以選數，聽集』，使『格限未至』者可以不受選格限制。科目選所試科目眾多，為人所重者惟博學宏詞和書判拔萃兩科。博學宏詞科因『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而為人矚目，『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試文三篇』，亦即詩、賦、論各一篇，書判拔萃科試判由平選常調的兩條增至三條，難度亦相應增加。

二

吏部銓試『四才』，書判遠比身言重要。這首先體現在銓選程序上。【通典·選舉三】：『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其次具體操作過程中，體貌、言辭的考察流於形式，事實上吏部銓選並不以貌取人，為官者中不乏身、言不佳者。『書』通過判文的墨跡考核，所謂『吏部選人，必限書判』，實則僅限於『判』。

『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觀其判，則才可知矣。』（趙匡【選舉議】）由於判文與仕途攸關，以判文水平高低評價『官人』能力大小，成為一種時尚。【舊唐書·杜審言傳】：『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其矜誕如此。』杜審言『侍才謇傲』，所『矜誕』者即為判文。

判文不僅在銓選中舉足輕重，也是行政活動中影響『官人』能力與政績的重要因素。【大唐新語】卷八：『裴琰之，弱冠為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為事，略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他日，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輟，落紙如飛。傾州官僚，觀者如堵牆，驚嘆之聲不已也。……崇儀悚怍，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判司。』裴氏欲揚先抑，不判則已，一判驚人，眾僚稱奇，得以名揚遐邇，升級除官。也有因判文拙劣而受到嘲弄者。【朝野僉載】卷六：吏部侍郎李安期『性好機警』，『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為讀判曰：向看賢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慚而去』。書判不佳，辭以損足，迂拙可笑；安期嘲諷，機警幽默，可見判文在銓選中的重要性。

三

判文作為裁訣獄案的文書，古已有之，大盛當在唐代。『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文苑英華】卷503至卷552，收錄唐判1200餘則，分乾象、律歷、歲時、雨雪、水旱、災荒、禮樂等70餘類。徐師曾認為：『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從其功用劃分為『案判』和『選判』兩類。但其類屬可分為擬判、案判和雜判三類。擬判是為準備銓試的『練筆』之作，所涉案例用天干分別代表當事雙方，故又稱『甲乙判』；案判是官員在處理案件或公務時所作；雜判是公務之餘，就日常生活事件的有感而發。

吏部銓選試判，意在考核選人『臨政治民』的吏事能力，然而唐人判詞大多辭藻華麗，試判要求『文理優長』，實則『文』顯而『理』隱，乃至『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殊異』，故有『不切於從政』的指責。實際上，唐代判文的這些特徵，既是文體自身發展規律與文學風尚的表現，也與唐代官員『高雅』的品格有關。『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制度的『指揮棒』下，朝野上下『讀書善文』，塑造了一個『學習型』的社會。

隨着文化積累的豐厚和人文素質的提升，試判也『水漲船高』，難度愈來愈大。吏部試判由『理』而『文』到『文理』兼優，經歷大致三個階段：試判之初，『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日月浸久，選人應試技巧提高，暴露出『案牘淺近』之弊，於是『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經籍為選人所長，『通經正籍』又顯淺近，於是『征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判目愈來愈難，案例亦由真實變為虛擬。

現存唐人判文，多為擬判，未著者姓氏，僅有張鷟【龍筋鳳髓判】和白居易【百道判】（一名【甲乙判】）留存。張鷟先後四次參選，判為銓府之最，才名遠播，無賢不肖，皆誦其文，萬簡萬中，有『青錢學士』之譽；白居易『百道判』為應書判拔萃科的備考之作，白氏嘗云：『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與元九書】）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二：『百判（【龍筋鳳髓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張判中有人名、官稱、法司等，判目多出自真實案例，判文內容與律令相關。白判則『假設甲乙』，判目多出經籍，案例多為虛擬。實際上，二判均為『取備程式之用，則本為隸事而作，不為定律而作』的擬判。從文體和文辭特徵而言，同為四六駢體，辭藻華麗，對仗工整，用典賅洽。張判典實繁縟，極力鋪陳，白判用典較為淺切，文辭簡要。其間異同，自是唐代『文學』演進階段特徵之表現，所謂『居易判主流利，此（張判）則縟麗，各一時之文體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銓選試判強調『文理優長』，實則『文』的講究超過『法』的運用和『事』的分析，成為無異於『詩賦』的『文學』。

唐代『官人』於官場內外有感而發的雜判，駢詞儷句，筆致靈動，詼諧幽默，頗似美文小品。元稹有雜判18道，如【對蕃客求魚判】【對養雞豬判】【千年龜判】【對宴客鱉小判】等，顯然是公餘宴飲之際的遊戲之筆，調笑而不失優雅，諧謔而不浮蕩，以見於端謹勤恪的朝堂官衙之外，唐代『官人』休沐閒暇之際清曠飄逸、瀟灑閒適，呈現出儀態優雅的『文官』風采。

判文伴隨唐代『官人』為官生涯的始終，集學問識見、分析能力與語言表達於一體，熔『立功』與『立言』、實用性與文學性於一爐。銓選試判的制度導向，判詞進入『官人』的精神生活，與禮部科舉『以詩賦取士』相呼應，造就盛世發達的政治文化，成就了優雅的人文環境與人文生活。

【光明日報】（ 2017年05月20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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