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禮治與西方的法治

許多人讚嘆西方的的法治社會、法制精神。並進而認為西方人講規則，守紀律。而中國的禮治，被認為是不講規則，喜歡找人情，托關係，鑽空子。這種看法，主要是因為帶着自卑的有色眼鏡不願摘下來。

細思一下，中國沒有法治嗎？中國不但現代有法治，而且自古以來就有法治。【禮記•樂記】講：『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樂是德治的方式，用以引導民眾向善；政令用來調度民眾，刑律用來防止個別作奸犯科者。可以說這是一種非常人性化的管理方式。這樣的國度，被稱為王道樂土。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沒有正確的引導民眾向善，等有人犯罪時，直接用嚴刑峻法來殺伐，實際上是虐待民眾。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政令來調度，用刑法來要求，只能達到讓民眾免於犯錯，而沒有產生羞恥之心。僅僅是讓民眾不敢犯錯。而用美德來引導，用禮儀來要求，就會讓民眾有羞恥心，從而自覺的規範自己的行為。也就是能讓民眾不願意犯錯。請問，作為普通民眾的你，更願意生活在哪種管理制度下？

其實不是中國與西方管理方式不同，而是西方比中國缺少了德治。也就是說：西方有的，我們也有，我們有的，西方卻沒有。要了解西方為什麼缺少德治，就要對比西方和東方社會的發展過程。

華夏文化的發源中心在中原。這裏有大面積的可耕地。於是才能孕育出華夏民族這樣龐大的定居民族。只有定居的民族，才能創造統一、穩定的文化，在這種基礎上，才能形成統一的價值觀。統一的價值觀，是產生、施行德治的基礎條件。例如，上古時代，華夏大地有很多野豬，野豬會破壞莊稼，於是人們獵殺野豬，不但為莊稼除害，還能吃到美味的豬肉。於是吃豬肉就是成了華夏人的傳統。這時若突然有批阿拉伯人穿越過來說吃豬肉是不道德的，那根本就沒法溝通。雙方也無法建立道德上的共同語言，類似的矛盾多了，德治就無法施行。

此外，漢字是維護德治最重要的工具。統一的民族形成了，但族人會遷徙。若有一部分族人遷徙到遠方，時間久了，他們的口音、風俗必然會隨當地環境而改變。這種差異持續擴大，就會形成一個嶄新的民族。產生較大的人文差異。例如北方人相對豪爽，南方人相對細膩，就是環境差異所造成。而漢字以表意為主，相隔千裏的同胞，雖然口音產生了差異，對漢字的讀音不盡相同。但對每個字義的理解是相同的，那麼，這種文化差異就會縮減到很小的範圍。可以說只有風俗差異，而並無價值觀差異。比方說河南人與廣東人，雖然在許多生活、為人處事細節上不盡相同，但共同敬天法祖，孝弟忠信的道德觀相同。因為大家所用的文字，推崇的經典一致，亦即所奉行的價值觀，所理解的意義相一致。所以漢字是維護一個龐大民族價值觀不發生差異的重要工具。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在民族內施行德治。同時也是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的基礎。而統一、繁榮的大國，又能將德治的理念、標準推廣到周邊小國。於是，在華夏周圍，形成了一個有共同道德標準的儒家文化圈。

現代西方所奉的文化之宗為古羅馬，古羅馬地處今之意大利，即毆羅巴的亞平寧半島的拉丁平原。雖也是農耕民族，但狹小的平原不可能孕育出寵大的民族，當古羅馬開始向四周擴張時，又發現周圍古希臘、古埃及的文化並不比自己差，甚至比自己還要先進一些。所以古羅馬帝國所征服的地區，無法進行文化、價值觀的統一。中國古代的商伐夏，周伐商，只是民族內部的政權更迭。失敗後的夏族和商族（這裏的族指的是家族或部族），只是大權旁落，並未淪為奴隸。周初分封時，還有夏的後代杞國，商的後代宋國，以及虞舜的後代陳國這『三恪』。而被古羅馬所征服的民族，大多淪為奴隸。奴隸制使古羅馬貴族享樂主義盛行。與華夏提倡多子多福的文化相比，古羅馬享樂主義造成了貴族的淫亂，從而導致生育率低下，人口凋零。這也為大規模奴隸起義及外族入侵埋下了伏筆。

文字方面，古羅馬原本有自己的文字，但已不可詳考。後來羅馬接受了從希臘傳來的拼音文字，是將希臘字母進行改造所成。希臘字母來源於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原本源於腓尼基商人的記賬符號。當時西方真正的文字，是被稱為『聖書體』的埃及象形文字，掌握在古埃及貴族手中，只有貴族在祭祀及政治活動中，才會用到文字。所以稱為『聖書體』。商人們根本沒有機會接觸。腓尼基商人主要從事海上貿易，地中海沿岸有許多不同的民族，腓尼基商人為了紀錄繁瑣、複雜的賬目，發明了記賬符號，這種符號細過長期的總結、規範，漸漸形成了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最大特點是表音不表義，字義全在文字所表達的發音中。基督教的興起，原本是古羅馬進行文化統一的好機會。但由於古羅馬西部說拉丁語，採用拉丁字母。東部說希臘語，採用希臘字母。語言與文字的不同，造成了對【bible】（即所謂的基督教【聖經】）中的教義理解不同。進而加大了文化上的差異，而又因為基督教與政治的緊密聯繫。這種宗教、文化差異，進一步造成了政治分裂。最終導至古羅馬一分為二，形成東、西兩個羅馬。

分裂後的西羅馬，由於人口凋零，不得不僱傭大量北方來的日耳曼人做軍隊。這些外族接受了羅馬的拉丁字母，但最終摧毀了西羅馬帝國。拉丁字母也隨之傳播到更多的民族中。由於字母文字表音不表義的特性，每個民族學會了這種字母，都可以用來拼寫自己的語言。而語言會隨着地區差異而變化的，於是就造成了毆羅巴半島上語言和文字就像亂麻一樣多。而一個民族一旦形成自己的文字，就很難被其它文化同化。今天的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等許多毆羅巴語言，都是由拉丁語演變而來，它們之間的關係，猶如中國地方方言之間的關係。但由於拼音文字的特性，他們最終分化成不同的語言。所以，毆羅巴從古羅馬時代，就已經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沒有統一的文字，就無法形成統一的價值觀，也就無法形成統一的德治和禮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兩個民族或國家發生矛盾，很難進行價值觀上的溝通，於是要麼是弱者被征服，或被淘汰。要麼是雙方打的兩敗俱傷，最後互相妥協。這就是西方契約精神的來源。華夏先秦時期的楚國，雖亦源出中原，亦是周朝的諸侯國，但由於年代久遠，與中原禮樂文化相差較大，一直被中原諸國視為異類。甚至齊、晉兩國先後組織抗楚聯盟。直至楚莊王改革，全面採用周禮及德治後，楚國才被中原諸國所接受。楚國與中原諸國的一點點差異，就造成這種處境，就可想而知西方那亂成麻的民族、文化群體之間，會有多少矛盾了。

所以，雖然華夏與西方都有法治，但華夏的法治來源於防止個別作奸犯科的盜寇。而西方的法治，則是不同群體間妥協的產物。隨着西方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懷着對海外巨大財富的貪婪，使許多毆羅巴人甘願冒着生命危險到世界各地去『開拓』。這個過程中，有可能還沒到目的地，就死在船上，葬身大海。也有可死於當地反抗侵略的鬥爭中，葬身異國他鄉。既然風險這麼大，如果僅僅是領點月薪，那還不如待在毆羅巴半島種地。所以，大家在上船出發前，就要談好利益分成，將來獲得了利益，是要兌現的。當然，也會有不願意兌現的利益獲得者，這樣的人，要麼會被同伴殺死，要麼以後再也沒有人願意跟他干。能把海盜事業做長久的人，漸漸形成了他們的契約精神。這就是現代西方人做生意，一言即合就簽合同的來源。而只有在德治的環境下，才會形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誠信經營』『一諾千金』的儒商精神。

講到這裏，依然會有讀者疑問：為何現在的中國人這麼喜歡托人情，找關係………… 這個問題，其實是人性的問題。古言『上善若水』。人性正如水，水遇到低勢就向低處走。築起水壩就能將水蓄的很高。道德正是每個人心中的水壩，如果能正確的運用，就能將人性之美德越蓄越高。中國傳統的道德之壩，鑄就了孝悌忠信的美德，成就了大同小康社會，生活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戰場上父死子繼，捨生為國。這裏面，是將人情關係用美德進行正確的引導。但美德之壩缺失後，這種舊有的互愛之風，就被利用成了托人情、找關係的水渠。不過，只要重新築起這座道德之壩，這套人性之渠依然能很好的煥發生機。而西方的法治，只不過建起一座刑罰之壩來阻攔污水泛濫而已。

中國古代的政治家深諳人性。所以將社會劃分出士、農、工、商四個層次。士負責學習和傳播經典、禮儀，引導社會風氣，是為古代社會的『公知』。農、工、商是生產者，其性必然趨利，但在道德上受到士的渲染和影響，在社會問題的看法上，都會追隨士階層。而古代毆羅巴的『騎士』及其以上的貴族，只不過是在戰爭上獲得利益的統治者而已。在道德上，並不比最底層的勞動者高，甚至還要更低一些。這也是西方契約精神、法制精神產生的環境，因為在都沒有道德信用的情況下，雙方必須用白紙黑字來約束對方，將來若一方毀約，另一方就會拿出合同，告訴所有人：這傢伙是個混蛋，以後都不要和他合作。

所以，當中國遭受汶川地震這樣的大災難，當米國遭受新奧爾良颶風災難。中國的災民之間會相互救援，甚至冒着生命危險救不相識的被困者，中國的部隊到災區主要任務是救災。而米國的災民在軍隊到來之前，發生了燒殺搶掠、爆炸、強姦、褻童等無數惡劣事件，米國的軍隊，到災區的首要任務是持槍維和，而不是救災。因為德治會教授給人們自律並且相互幫助的本能。雖然近幾十年中國在德治方面欠缺，但幾千年積澱的遺風猶存，所以在災後的法律真空下，德治遺風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相同環境下的西方人，在撕下契約精神的面具後，大部分人都變成了赤裸裸的惡棍。

所以，當中國人重新捧起聖賢的經典，再次用聖賢的教化教導出一批彬彬有禮的公知時。中國的社會風氣，很快就是恢復到『禮儀之邦』的層次。而西方如果要學習這種德治，則有漫長的路要走。

也許會有人反問：我們今天沒有傳統道德禮儀的約束，建設西方一樣的法治社會，不也是挺好的嗎？個人生活更自由，傳統的禮儀，是吃人的禮教，是對人的奴化。

這個問題，其實經典中早就討論過：

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大戴禮記·禮察】

但凡人們所知所想，都是能夠預見到已經發生的情況，不能預見將要發生的情況。禮儀就是將問題在將要發生之前禁止。而法律是在問題已經發生之後去禁止。所以法律的作用很容易統計。而禮儀的作用卻很難被清楚的看到。法律的作用猶如保險公司。如果個人出了什麼意外，當事者可以得到一定的利益保護和賠償。而禮儀的作用，是讓人們能夠自我約束，從而減少犯罪事件。這世上，應該沒有幾個人買了保險後就不怕被汽車撞的。從這方面來講，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人們都謙讓有禮的群體中。

但禮儀是不是對人的束縛和奴化呢？只能說，基於道德教化的禮儀，是對人性善良一面的引導和放大。如果你拒絕這種『束縛』，說明你的內心仍然潛存惡的一面。只不過受社會外在環境的束縛，不敢表達出來而已。當然，還有另一種『禮儀』，是經過暴君奴化後的吃人禮教，這種『禮儀』的特點是只要求你做，但要求者卻講不清這麼做的道理，或者講的強詞奪理。或者是用一種迷信鬼神之說，來要挾你必須這麼做。這種『禮儀』，只不過是打着禮儀包裝的奴化手段而已，必須剷除。因為真正的禮儀，是基於道德的外在表達。這種禮治社會，才是真正『禮儀之邦』的禮治社會。

作者簡介：徐俊生，字彥卿。民間儒學者。大學理工科畢業。少年喜讀歷史、唐詩宋詞。從事讀經教育工作多年，熟讀儒家、道家等傳統經典、諸子書籍等。並研習傳統禮儀，著有【華夏禮義】一書。長期策劃、主持國內各地祭孔釋奠大典、祭祖儀式、傳統漢式婚禮、冠禮等禮儀活動。曾應邀參加央視【開心學國學】、深圳衛視【印象端午】等媒體活動。曾應邀參加第三屆、第四屆北戴河國學論壇。電視劇【將軍在上】禮儀指導。擅長傳統禮儀主持、講解，儒學經典講解，中國古代史等。

治學思想：以理為基，以儒為本。以史為鑑，以時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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