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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中國現代史的一道傷疤，它那麼深，那麼痛，以至於成為我們民族的禁忌，不願去觸碰它，不願去回憶它，似乎這樣子過上如許年，它就可以隨着歷史的塵埃淡去一樣。 在關於文（革）的反思問題上，既然如此艱難，那我們的話題就從東漢末年被標定為『農民起義』的另一場『夢想』開始吧。 那場發生於公元184年的夢想之旅，在我們的歷史時間表上，被稱為『黃巾起義』。在現代人的知識光譜中，它首先被標籤為農民起義——在我們習以為常的那套體系的定位中，農民起義意味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意味着歷史的推動者；而在後現代的當下，它又被部分人加上了一個新的標籤『邪教』——其實我們所說的邪教完全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東西，即使歷史上西方的宗教異端跟我們想像中的『邪教』也不是一個事物，黃巾起義跟我們所謂邪教更有着根本不同。黃巾起義是它的時代的產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環節，並不能簡單地用道德上的善或惡來評判它。 首先，黃巾起義是有它的草根性的，產生於普通百姓之中，是下層人民對政治秩序之不滿作出的反應。劉邦建立西漢之初，政權有較強的平民性，但隨着政治秩序的逐漸鞏固，以士大夫為基礎的一套政治體系和董仲舒等所提出的禮教維繫體系的確立和加強，到東漢時，漢王朝已經完全是豪強勢力的政權（豪強勢力本身並不是腐敗的），到東漢中後期，豪強勢力又產生出其異化的力量——宦官勢力，豪強政治蛻化為更加黑暗的宮廷（後宮）政治。 伴隨着政治黑暗化的同時，是經濟上對下層人民的殘酷剝削。本來按照漢王朝的稅法規定，人民的負擔並不重，但那個規定是針對自耕農而言的，到東漢後期，自耕農已基本不存在，淪為豪強勢力附庸的依附農民需要向豪強交納的財物幾十倍於他們所向國家交納的財物。 由於漢代天命論的盛行，普通百姓並不去考究問題產生的根源，他們的怨恨只能指向自稱代表『天』的中央朝廷，怨恨當朝者以及一切與之相關的東西。 張角等人以符水治病，在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很正常的『職業』，他們主觀上是在救人，而不是在騙人，他們客觀上也做一些化學研究，雖然從現在的角度看並不科學。他們掌握一定的知識，並在社會上有廣泛的聯繫。 由於黑暗的豪強-宦官政治隔斷了正常的社會流動，阻塞了下層人民進入政權的渠道，下層人民的不滿便涌動成一股力量，需要找一個發泄口；像張角這樣掌握了一定知識，又無法通過合法渠道進入政權，並由於工作的關係聯繫和擁有一定社會勢力的人，便當然地成為那股力量的代表者。 這股力量是盲動而衝撞的，下層人民把他們的不滿發泄在所有與那個朝廷有關的人和物上。由於人們普遍相信天命論，而正常秩序中的一切在他們看來都是老天的安排，他們的抗爭指向一切現存的秩序，包括那些士人；抗爭轉化為一場反對一切秩序的非理性破壞運動。 本來張角等起義發動者的本意也跟後代大多數農民起義者相似，簡單說就是要求等貴賤，均貧富：『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罪不除也。』張角指責那些富戶囤積居奇，不肯救濟百姓，說他們『與天為怨，與地為咎，與人為大仇，百神憎之。』他教人人都耕作紡織，讓大家互通有無：『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人有財相通。見人窮厄，假貸與之，不責費息。』又說『諸神相愛，有知相教，有奇文異策相與見，空缺相薦相保，有小有異言相諫正，有珍奇相遺。』在當時，這是代表了大多數下層老百姓的一個『中國夢』。 理想是豐滿的，但現實是骨感的。被發動起來的下層人民在怨恨、妒忌等情緒的指引下，把他們的鬥爭指向了一切現存的秩序，成為一場非理性的破壞運動，同時每個人心中惡的本性也被激發和膨脹，打砸搶殺。而這種非理性力量被發動起來以後，其領導者實際上也無法在控制了，張角如果在泉下有知，一定也會對黃巾起義發展成後來那個樣子痛心疾首。 上面這一過程的發展邏輯，是如此地熟悉，實際上，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很多事情都是在重複地上演。但人類又是如此地健忘，好了傷疤就會忘了痛，因為本能的力量是如此地強大，它支配着人類的行為，總是在那些固定的軌道和模式上重複着他們的一錯再錯。 歷史總是在『建立秩序』-『破壞秩序』的輪迴中前進，當戰亂不斷、社會混亂、人命被草菅的時候，人們渴望秩序，渴望一個救世主用強力結束亂世，甚至不惜讓渡他們的自由。但是當秩序建立和鞏固以後，當秩序轉化為當權的勢力集團的統治與壓迫的時候，人們又會渴望自由，尤其是當統治集團腐化墮落的時候，人的本能又激勵着他們向破壞秩序的路上大踏步前進。 那位開創中國新時代的毛先生曾經自豪地宣稱，他已經找到了突破『歷史周期律』的鑰匙——那就是民主，或者說人民民主。但民主的事業遠不像毛先生想像的那麼簡單。 我自始至終相信，在毛先生心中，是有着偉大的理想的，新中國建立之後，當秩序逐漸建立和鞏固，他驚恐地發現，這一依照蘇聯模式建立的新秩序中，有着太多他當年堅決反對的舊秩序的影子和痕跡，與他的理想背道而馳。所以，他堅定不移地又舉起了鬥爭的旗幟。只是他沒有想到，此時他作為一個國家領袖和民族精神象徵的影響力已是如此巨大，他發動的這場理想主義的、衝擊舊秩序的運動成為了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進而成為一場民族的浩劫。 但即使有這樣的結果，我從來不認為這是他一個人的錯，我甚至認為，他同樣是歷史的一個棋子，在易道的推演中，陰不『剝』至極處，就不會迎來『一陽來復』，背負着沉重歷史包袱的中華民族，不經過這樣一場洗禮，也許很難真正走進現代社會。 另一方面，歷史的弔詭又總是讓人跌落眼鏡。黃巾起義是為了衝擊士大夫政治秩序，文（革）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但歷史的發展中，黃巾起義恰恰激發了它的對立勢力——士大夫政治的活力，或者說，在黃巾起義衝擊後的世界廢墟中，恰恰是士大夫政治成為了歷史的主導——東晉到南北朝的門閥政治正是士大夫政治的進一步表現形式。堅決反對資本主義的文（革）結束之後，迎來所謂改革開放，經由對文（革）路線的『撥亂反正』，實質上是讓資本主義（經過改頭換面）迎來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代。但就像在東晉南北朝時代，門閥政治只是標誌着中國精神在亂世之中的退守和自保，在不絕如縷中等待下一次更新與復活，門閥政治本身絕不代表一種新的制度精神；在當代，這種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同樣並不代表中國精神發展的新契機，它僅僅是在為新精神的復活準備着土壤和水分。 埋葬門閥政治、開創中國精神新時代的是隋唐的科舉制度和宋明理學的復興；在今天，新的精神的復活，也必將踏過今天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的屍體，才能開創一個新的未來。 作者簡介 孔門弟子，北京大學哲學碩士。歸宗於儒學一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詩詞，遊戲文字，以為隱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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