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這麼一對經常『猛懟』的政治明星——『傷仲永』的王安石和『砸缸』的司馬光。 故事就從這兩位『教科書』式的人物說起。
1導火線：大宋帝國的財政困境
引發王安石和司馬光倆人這次猛懟的導火線是如何擺脫政府財政拮据的困境。 王安石與司馬光 當時，神宗在位時大宋帝國的財政問題很嚴重！ 神宗熙寧年間，國家財政收入為5060萬，而支出也是這個數字。 也就是說，皇帝趙頊的國庫是空的！ 在這一年的春季祭天大典上，按照慣例，大典完成後要賞賜群臣銀兩綢緞（類似現在的年終獎），國庫空了還怎麼發？ 於是，宋神宗決定耍賴：這獎不發了，大家一起勒緊褲腰帶。 帝國很缺錢！對於一個歸為萬民之主的皇帝來說，這是多麼痛的領悟。 更可怕的是，滿朝文武慵懶疲軟、凡事得過且過，大宋的頹勢越發明顯。 宋神宗自幼就一直聽說宋朝對遼國和西夏屢屢退讓，從來沒有硬氣過。他當政後，曾怒稱『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恨不得一夜之間就使舉國上下振作強大起來。 於是，他找來了當時人氣最旺、能力最強、道德文章堪稱泰山北斗的司馬光和王安石：大夥來朝堂上議一議，共同想個好法子。 神宗皇帝也知道，這兩人雖然私交特別不錯，在政見上卻屢有不和，經常互懟，『懟』到倆人不敢當着對方的面談政治，唯恐傷了和氣。 然而，他以為大臣互懟這事甚好——可以讓他們兩人相互傷害、給對方挖坑，然後激烈互辯。 原因很簡單，一方面，皇帝肯定不希望重臣們抱團，這會危及自己的皇權；另一方面，倆人辯上一辯才能才把問題考慮得更全面。 並且，即便最終採納了其中一方的建議而否定了另一個，這兩位『高山仰止』的大家也必定會以江山大業為重，擱置爭議、共同振興內憂外患的大宋。 這算盤敲得不錯，簡直完美！ 宋神宗趙頊，宋英宗趙曙長子，生母高皇后，北宋第六位皇帝 2兩位高官吵得天翻地覆！
這兩位還真是棋逢對手。 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 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富五車； 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 王安石勇於任事，司馬光敢於直言； 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札子』。（註：三札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 跟神宗預想的一樣，兩位大牛提出的對策完全不同。 這場關乎大宋帝國命運的『巔峯對決』異常激烈。 *王安石認為，中央要把經濟權力收起來，只要善於理財，國家財政充盈就不算什麼事兒！ *司馬光卻堅持：中央只要節儉一點，以農為本、藏富於民，天下自然太平！並且，還對王安石提出質疑，認為他所謂的理財只不過是巧立名目、對百姓加大徵稅而已。 *經濟學家王安石便嘲笑司馬光不懂理財，按自己的方案就能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即便是不加稅也能使得府庫充盈）。 *司馬光再度回擊：你老王的思路就像當年桑弘羊哄騙漢武帝的那一套！在這位著名歷史學家眼裏，天下之財，不在民，便在官——國家財政多了一分，民眾自然就少了一分，不從百姓那竊取財富而獲得財富，純屬扯淡！ ...... 王安石綽號『拗相公』，司馬光號稱『司馬牛』，二人互撕到到面紅耳赤，根本停不下來，都覺得自己所說的才是經世濟民的良策。 老王要『變』、要『開源』，司馬先生強調的是『穩』和『節流』。 『互懟』的王安石與司馬光 其實，他們說的都有道理。 3經濟學家pk歷史學家
上述提到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主要是通過增加流通來增加財富。這顯然是現代經濟學才有的精妙見解。老王這思路很『穿越』！ 具體來看，他的變法思想主要體現以下措施中： *青苗法：在每年夏秋兩收前，農民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 當然，借了是要還的，還要收利息，等到農民收穫季節連本帶半年20%的利息（只相當於當時民間高利貸的1/3）一起歸還。 用這種方式扶助農桑，打壓地主放高利貸的行為，就像政府控制下的農民銀行。 *均輸法：規定將應當送往開封的物品在當地出賣。 要買到在京城不易到手的貨品，就要求東南六路總轉運使通曉京城市場信息以做到賤買貴賣，使政府盈利。這是漢武帝與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軍費飛騰，國庫見底時採取的國家緊急狀態法令，當年也幫漢武帝度過了難關。 *市易法：設立『市易局』，平價收購商販不易售出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時再賣出去。商販還可以向市易局交納抵押品，即可成批賒購政府倉庫裏的貨物到各處銷售，賣出去之後向市易局還本付息。 這兩項措施讓政府兼營起『貿易公司』。 *免役法：交錢代替服勞役。 政府拿了錢之後去僱傭閒散的人服勞役。這樣一來，政府得到了錢，老百姓也有了充裕的時間從事生產。 *方田均稅法：對漏稅耕地和田賦清查和整理。對全國耕地進行清查，多查出360萬畝；又對全國耕地重新評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不同等次賦稅不同。 如果新法能夠不偏不倚的得到執行，那宋朝『富國強兵』指日可待！ 司馬光確實聽不懂老王那超前的經濟思想，但是，有一點他明白，『經濟權力要收歸中央』就是說王安石那些新法都是要通過官僚機構來完成。 這位資深歷史學家意識到：一旦讓官僚階層親自玩經濟，『變法』就會演變成大宋朝腐敗官員的集體狂歡——官僚們會越來越富，而國家的結局會很慘——得罪了豪強，拖垮了百姓，國家會被蛀空。 王安石看到了契機，司馬光預測到了效果，這可讓當時的神宗皇帝着實為難了一把：兩位愛卿說得都好有道理！到底應該選誰？ 經過了長達六個月的艱難思考，皇帝還是覺得老王版變法能夠讓『富國強兵』來的更快一些。因此，他任命王安石為副宰相（不到一年又提拔為宰相），着手進行變法。 皇帝給了司馬光樞密副使（相當於全國主管軍事工作的二把手）之職，希望他能夠配合老王把改革工作做好。 可是，司馬光不干，還很硬氣地告訴皇帝：新法一日不停，我就一日不回朝廷！ 司馬光還很謙虛：自己只是個被從政耽誤了的歷史學家。他低調地轉了個身，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跑到洛陽寫他【資治通鑑】去了。 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 這場互懟似乎已塵埃落定。然而，朝廷並沒有從此風平浪靜。 4『互懟』擴大為『群撕』
大宋帝國的朝廷儼然分裂成了兩黨——新黨和舊黨。 新黨一門心思頒佈、推行新法；反對派絲毫沒有亂了陣腳，依然把司馬光當作精神領袖，牢牢地凝聚在一起，鉚足了勁論證新法的種種弊端，給新黨拆台添亂。 舊黨這邊簡直就是一支『全明星』陣容：除了精神領袖司馬光，還有歐陽修、蘇軾、蘇轍、黃庭堅、程顥等等一大批名人，此外，如文彥博、韓琦、范純仁等也都是曾左右過朝局的老幹部，連老王的親弟弟王安國也加入了舊黨陣營。 作為『政敵』的王安石與蘇軾，其實也是私交甚篤 當朝5個宰相、副宰相被稱為『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生氣勃勃銳意新法；『老』是宰相曾公亮，年老精力不濟，對新法毫無興趣；『病』是宰相富弼，反對新法，稱病不上班；『死』是唐介，常與王安石就新法進行激烈爭論，看到神宗總是護着王安石，然後急火攻心，惡瘡發作而死；『苦』是趙抃，每見一個新法出台，就叫苦數十次。 換言之，除了王安石，其他四位都是反對派。 這樣看來，帝國當時的能員干將幾乎都跑到舊黨那邊去了，新黨還怎麼推行新法？ 但是，我們的老王很堅強，他堅信『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之法不足守』。於是，他啟用了一批官場『小鮮肉』，這群年輕人渾身都是戰鬥力，而且尚未沾染官場惡習。 然而，他們缺的恰好是那些『老幹部』的閱歷、情懷、韌性以及人格魅力，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很容易就把持不住自己。 憑着皇帝的支持，新黨在與舊黨的交鋒中不斷佔據上風，始終碾壓舊黨。 御史中丞（監察部長）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說『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神宗立即退回奏摺，呂誨請求辭職離京； 知諫院事（高級監察官員）范純仁（范仲淹之子）上疏說，王安石變法作亂，威脅民眾生存，神宗把范純仁貶到了成都地區做地方一把手； 韓琦，歐陽修等好評如潮的元老級官員也因為反對新法而被『鐵血宰相』王安石毫不留情的貶到地方。 當時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在朝中，反對新法的人都無法立足，出外當地方官，而新法歸根結底還是要地方官來落實，舊黨於是就在地方上阻撓新法。 5王安石黯然離場
前面提到的青苗法，本來是很不錯的制度設計，可在實際執行中，風調雨順的時候還好，如果遇到了災荒，官府為了自己不擔責就會逼迫農民還債，農民只好變賣家產，甚至賣兒賣女。因此，很多農民根本不敢貸款。 王安石還給各級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指標，老百姓不貸款怎麼行，官員們還指望拿着個當政績等着升職呢。 這時，官府開始逼迫農民貸款，玩出了各種花樣：比如，根據農戶經濟狀況劃分不同等級，規定不同的額度，然後強令當地的富戶與其他等級民戶結成一個個小組，小組內相互擔保，一個還不上借款就讓另一些人來還。 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遇到饑荒，官府倒是可以旱澇保收，而老百姓面臨的是生無可依。 有些黑了心肝的官員為提高政績居然欺上瞞下，變相將貸款利率提到更高...... 而退休均輸法與市易法的結果更慘：用官商取代民商這一初衷是好的，然而官商比民商更壞——民商之間尚有競爭，造成的壟斷和盤剝有限，而官商掌權後『一家獨大』，負責執行新法的官僚們變着法地鑽空子、給自己撈錢！ 類似的問題不勝枚舉。總之，地方官僚們把王安石『普世真經』給念歪了，老百姓越來越窮，官員貪腐一次比一次嚴重。 並且，越是心腸狠毒、不擇手段的官員，越是善於利用新法盤剝老百姓，從而上繳更多的賦稅、更快升遷。 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李定、鄧綰等人都是新黨裏的典型奸臣。 新黨多小人，舊黨也沒那麼純粹。 相當數量頑固不化、既得利益受到侵犯的大地主、豪強們搭上了舊黨的船，擺出一副正義凜然的姿態，與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名士一道攻擊新法。 除了神宗自己，幾乎所有皇親國戚都加入到了舊黨陣營。久居深宮的太皇太后曹氏、高太后流着眼淚遊說神宗，說王安石的新法亂天下。 養尊處優的他們根本不知民間疾苦為何物，只會添油加醋，極盡抹黑之能事，千方百計詆毀新法。 打着新法旗號反新法 這讓『拗相公』王安石更加確信：自己變法的措施都是沒問題的，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是舊黨有意在給自己挖坑。於是，對舊黨提出的意見一律充耳不聞。 後院起火，朝中元老盡廢，皇親國戚哭訴......新法還沒看到什麼大成效，天下人倒像是已經得罪了一大半，神宗皇帝坐不住了，一咬牙，下詔暫停新法中最重要的青苗法。 其實，王安石的新法還是頗有成效的：國庫變得充盈，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20年財政支出，再也不用剋扣官員薪酬了。另外，對豪強的抑制，對農民負擔的減輕作用還是有的。在軍事方面，保甲法、保馬法、裁軍法等動作提升了宋朝軍隊的戰鬥力。宋軍於熙寧六年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裏，成為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大捷。 王安石感到憤怒，提出辭職後出任江寧府知府。此後，王安石雖然被再度委以重任，可是新黨內小人橫行、內訌紛呈，被他視為『左膀右臂』的得力幹將呂惠卿為了獨攬大權，不惜把王安石牽連到一宗謀反大案。神宗皇帝對他也越發冷淡。 最後，這位『改革達人』心灰意冷，徹底告別了政壇。 6新舊兩黨輪流坐莊
神宗皇帝去世後，不到10歲的宋哲宗趙煦繼位，高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 高太后對變法深惡痛疾，新黨的厄運來了。 高太后一上台就召回了已經67歲的司馬光。司馬光是四朝元老，無論資歷還是實力，都可妥妥地碾壓新黨中任一干將。再加上高太后的支持，他在朝中頓時一呼百應，舊黨從此恢復了元氣，隨時準備向新黨反撲。當然，必要的程序還是要走的。 司馬光要探探朝臣的口風，向高太后遞交了一份奏摺——【請更張新法】，要改變神宗時期的新法，引起軒然大波。 新黨畢竟已經執政將近20年，馬上就拋出了一個論調：『以子改父，大逆不道，天理不容』。 神宗皇帝屍骨未寒，你們舊黨就對他的朝政指指點點，合適嗎？ 舊黨也不是吃素的，馬上作出回應：『以母改子』！ 既然你說兒子篡改老子的東西不妥，高太后是宋神宗的親媽，老媽更改兒子的東西總可以吧。 高太后對這個結論十分滿意，陸續召集當初被貶的范純仁、蘇軾、蘇轍、文彥博等重新入朝為官。 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措施，司馬光一個也看不上，不管有效無效，用了一年半就把王安石17年變法積累下的成果挨個剷平、連根拔起。不僅如此，司馬光還貶黜了不少反對派官員。在這一點上，這位歷史學家倒是跟老王達成了共識。 舊黨內部有人看不下去了，蘇軾、范純仁等認為有的變法內容還是挺不錯的，建議司馬光區別對待，結果司馬光聽不進任何建議。 以蔡京為首的一部分『牆頭草』看到新黨大勢已去，便趕緊投到司馬光門下，麻利地把自己轄區內的新法廢除得一乾二淨。 7黨爭掏空了大宋江山
此後，宋朝元氣大傷，不僅貪腐之風肆虐，之前的寬容、理性、妥協精神也煙消雲散了。 兩位領袖去世之後，他們那些不成器的繼任者們就更控制不住自己了：治國理念的互懟蛻變成私利之爭。 舊黨執政黨的位置還沒坐穩，宋哲宗就親政了，哲宗對高太后一手遮天非常不滿，也順帶着對她任用的舊黨人士很不滿。皇帝再次啟用新黨人士，王安石曾經的得力幹將章惇上位，全面恢復變法新政，嚴酷打擊舊黨人士，蘇東坡等舊黨人士也再次遭遇到了貶謫，陷入極其悲慘的境地。 當年王安石去世之後，司馬光還提出建議，『朝廷宜優加厚禮』，頗具君子之風。 朝廷委派蘇軾為王安石寫悼詞，當年被王安石貶來貶去、折騰得差點丟掉老命的大文豪稱王安石『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而這位號稱繼承了王安石事業的章惇宰相，不計後果、不留餘地的整治政敵，甚至提出將司馬光的墳墓掘開，暴骨鞭屍，還嚴厲摧殘舊黨人士的後代。 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趙佶繼位，由討厭新政的向太后垂簾聽政，宋朝的政策第三次180度大轉彎，替司馬光等舊黨人士正名，再次啟用舊黨人士，廢除變法新政。 9個月後，向太后患病歸政，宋徽宗親政。於是，著名大奸臣蔡京得到了重用。 蔡京肯定不會放過利用黨爭給自己撈一筆政治資本的大好機會，於是，他向宋徽宗建言：應繼承父兄遺志，恢復新法。 宋徽宗看了奏摺，反夸蔡京是『王安石再世』！王安石要是泉下有知，估計能氣得活過來。 蔡京把司馬光、蘇軾等120人定為奸黨，由大書法家宋徽宗親自書寫奸黨名字刻在石碑上，立於朝廷大門外，算是鐵案，永遠不能翻。 奸臣蔡京 到了這個時候，新法舊法孰優孰劣已經不重要了——黨爭成了滋養奸人、小人的溫床，動搖了大宋國本，最後斷送了大好江山。 文 | 李逸博 李浩然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總監製：吳亮 監製：夏宇 責任編輯：戴麗麗 李逸博 編務：謝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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