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統一與分-裂的一個樞紐

現在經常看到有人拿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做比較，其中被認為最有可比性的是漢朝和羅馬，這兩個古代帝國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甚至可以說，從文明之萌芽，到地方性王國建立，到建立一個基本能涵蓋各自的『世界』的帝國，這樣一段歷史，東西方是相似的。甚至此後，這樣一個統一的帝國走向崩潰而再次陷入分裂的局面，東西方的發展模式仍然有相似的軌跡可尋。可以說，從政治角度看，東西方歷史發展開始走向不同的道路，是在這個再度分裂之後：西方雖然有基督教作為一個統一的文明象徵，但在政治層面，是在『分裂』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民族國家的列國局面，而再也未能走向真正的一統（像羅馬帝國統一已知世界那樣的一統）；而中國在經歷了和西方類似的分裂局面之後，卻在隋唐時期再次實現了大一統。而隋唐的再次大一統，才真正奠定了中國一統的格局，此後雖然有蒙古和滿清的外族入侵，雖然在每一個王朝末期都經歷混亂割據，但大一統的觀念深入身心，並成為政權合法性必須追求的一個目標和基礎。也由此奠定了中西方最大的一個不同。

為什麼在5-9世紀，分-裂的西方最終無法再次一統，而中國卻能夠跨越分-裂再次統一，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這個統一與分-裂的樞紐，固然有軸心時代文化底色的影響，歷史現實的層面，就要從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歷史脈絡深處去尋找。

東晉南渡變局下士人的選擇

西晉末年，政治黑暗，軍閥混戰，五胡禍亂中華，士人所面對的生存環境相當惡劣嚴酷。石勒石虎等暴君動輒殺人數萬，生命被拋擲成一粒粒沙塵，世界一下子變得如此荒謬，在生存的權利都很難得到保障的情況下，作為文化精神擔負者的士人如何堅持自己的文化理想，該以怎樣具體的實踐形式來『踐形』天道？

這一時期的主要文化思潮是魏晉玄學，講究以道家式的達觀來實踐儒家的禮教精神，魏晉玄學的柱樑郭象稱，『名教即是自然』，表面上是講名教與自然的無間融合，實質上是把名教的基礎建立在『自然』上，與王弼『以無為本』的『貴無論』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對人性基礎的強調，這一人性是氣質層次個體的人性（不同於孔孟和宋明儒偏道德層次的共通的人性）。

落實於氣質層次人性的魏晉玄學是把社會責任的道德承擔拉回到個體的生存選擇上：是否為天下盡道德義務，來自社會共同體的道德禮教規範對個體已經沒有內在的約束力，現在你可以也應當本着你本性的要求來實踐社會生活。

到西晉末年，中華社會的生存苦難到了一個極點。相比於北方，那時的南方仍然是一片相對安寧的樂土。五胡亂華的禍亂還沒有波及南方，南方的生活是相對安定的。但另一方面，北方才是中華文化的正脈所在，南方在此前（魏晉時代之前）相對於北方，都屬於『文化的荒漠』，從文化上說，甚至屬於蠻夷之地。我們知道，雖然在史前時代，長江流域有河姆渡文化、四川有三星堆文化等，但自從夏商周時期，黃河流域的華夏文化興起之後，南方相對於北方，在文化上一直未居於正統地位。比如楚國，雖然也有燦爛的文化，但很長時期內，楚國都被『諸夏』視為蠻夷。秦漢之一統，是以黃河流域的關中文化為基礎的一統，特別是在漢王朝統治時期，北方文化對南方文化有壓倒性優勢。

到了三國時期，我此前論述過，東吳的立國精神是世家大族自保以割據，這說明，在江南江東地區，士人的文化精神沒有達到中原地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那樣自覺的高度，江南江東很多地方還未完成開發，也未完成文明的開化，很多地方甚至還沒有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這是當時的一個客觀情況。

面臨北方戰亂和個體生命朝不保夕的現實，南渡是一條非常現實的可供選擇的道路。但並不是所有的士人都選擇南渡，有些人選擇了留下。留下的人可能要面對異族的統治，但他們並沒有放棄自己心中的文化理想。我們可以說，不管是南渡還是留在北方，都有一部分士人，即使面對嚴酷的生存考驗，也因為憂心天下之興亡，而力求為這個民族、這個族群探尋一條出路。

南北朝士族對統一理念的維繫

在中華大地上，綿長三四千年的歷史中，統一一直是主流，即使在大多數分-裂時期，割據政權一般不把自己視為獨-立的王國，不認為自己與相臨的割據政權之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而認為只是暫時割據。割據政權之建立，有些是為了維護地方利益的一種自保行為，更多的則是以割據來積蓄力量，逐鹿天下，以最終統一為目標。這是一個深刻的文化-民族認同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成為今日之中國所依據的歷史精神淵源。

在這個問題背景下，我們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分-裂，那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異數。因為在這一段分-裂時期，更準確的說是在南北朝時期，割據政權之間彼此完全不認同，民-族構成差異較大，國家組織形式有根本差別，只看外在特徵的話，他們完全可能發展成兩個國家，甚至兩個民族，其彼此之間的差異甚至比現在朝-鮮與中國之間的差異還要大。

當然，後來是隋唐的統一結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初看起來，這好象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但我認為，如果南北朝之間的差別就像他們看上去那麼大的話，即使以武力實現了統一，也會由於人民的不認同，推動起義反抗，使統一成為一場短暫的夢魘。秦王朝的迅速敗亡，雖然與其暴政不無關係，當時山東六國的人民在長期分-裂後之不認同統一王朝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秦的統一，武力固然是必要因素。但從背景條件上講，因為當時分裂的割據勢力大多數是早先由周天子分封的諸侯國，也就是說，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出於一個統一的王朝，有一個共同的認同。並且孔子等人在觀念上為統一做了準備，這就是春秋『大一統』（以一統為大）觀念。秦朝的短命正是因為沒有以那些觀念為基礎建立文化維繫體系。而此後的漢朝正是因為建立了這樣的文化維繫體系，所以能夠得以綿長（文化原因不是充分條件，但是必要條件）。

那麼，南北朝時期的這個『統』的維繫在何處呢？筆者認為，『統』之維繫正是在士族，由於士族之重門第，重統系，便用文化和家族的雙重力量在一個分-裂變亂的時代維持了漢晉一統理念的綿延。

明末顧炎武在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時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是一朝一姓之亡，亡天下是禮教淪喪，率獸食人。也就是說，一種文化精神的維繫對社會秩序以及文明的維持有根本性的作用。

東晉南北朝時的士人在探尋出路時，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探尋如何保存中國文化（含制度）之統，其中南渡士人選擇的是『保江東以存中夏之統』，北方士人選擇的是『以夏變夷』之統。

對南朝而言，由於自東晉至南朝，多由僑姓士族掌權，僑姓士族來自北方，在他們的觀念中，江北與江南應是屬於一個統一國家。他們大多支持北伐，即使沒有成功，但使一統理念深入人心。同時南朝有僑郡、僑縣的設計，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人們收復北方的故土。這就是所謂『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

對北朝而言，士族譜系主要是依漢魏時的官職及門第來品評高下的，這就在不停地提醒着人們漢時的一統，讓人們以漢代的疆域來理解和看待當前的分-裂狀態，讓人們把分-裂看作是缺憾，而非常態，並依照這種理念在文化上感化和轉變當權的少數民族，力圖用華夏的文化傳統來融合這些少數民族。這就是所謂『以夏變夷之統』。

南方士人堅持的『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和北方士人堅持的『以夏變夷之統』對於此後隋唐的統一構成真正的動力，並成為統一後人們認同新王朝的一個源泉和基礎。

這兩個『統』在現代中國的迴響

1949年鼎革之際，對於當時承擔着中國文化精神的『士人』來講，同樣面臨着一個艱苦的選擇——是留在大陸還是渡海去台灣或香港？

至少在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看來，中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外來的思想，尤其是其包含着明顯的反傳統傾向，在很多地方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是相衝突的。很多秉持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知識分子選擇了『渡海』，比如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一批現代新儒家士人。在他們心中盤旋的一個理念就是『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希望以海外一隅的台灣保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統緒，以圖來日之復興。

而另外一批同樣秉持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士人卻選擇了『留下』，這其中知名者如熊十力、陳寅恪、馬一浮等。他們選擇『留下』，一方面是對新的『天命』的認同，另一方面，也許心中或多或少地存着一種『以夏變夷』的念頭，認為外來的思想或意識形態終將被中華文化所同化和融合。

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王達三在關於『大陸新儒家』的宣言中說：在台灣出現『去中國化』的情況下，台灣『新儒家』的境遇日趨困難。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其傳承、其弘大的重任，已經歷史的落到了大陸學者的身上。如果說五十年來，我們是『保台灣以存中國文化之統』，那麼，今後我們就應該是『保大陸以存中國文化之統』了。——王達三先生這種信念的背後也是前面談的關於在亂世堅持中華文化統緒的兩種不同選擇。

前兩年【南渡北歸】一書的熱賣，引發了人們對『20世紀中國最後一批大師』命運的再次關注。就像在魏晉時期，士人作出了不同的選擇，並且共同構成後來中華傳統精神之再次復興和國族的再次一統一樣，我相信，華夏民族的未來也必將迎來傳統精神的再次復興和國族的再次一統。

備註：關於『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相關表述最早見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大陸儒者陳明【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中對此有所申論，筆者參考了他們的觀點。但放到統一分裂的大視野下來關注此一問題，是筆者的原創。

作者簡介

孔門弟子，北京大學哲學碩士。歸宗於儒學一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詩詞，遊戲文字，以為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