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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1年，拙作【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出版之前，臨時寫下以下文字，作為全書的引言。多年來，本人就是基於這樣的觀點，堅持業餘塗鴉。 國人有一個傳統，一旦有所成就，便認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墳，又是建祠堂。在中國，無論誰當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將自己的祖宗搬出來，追封三代五代的祖宗為皇帝，不管他們是聾子還是啞巴。唐朝皇帝本來家世顯赫，為了證明自己生來該做皇帝，硬是請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認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闊臉就變，歐洲人也不例外。在18世紀，不少歐洲人仍把中國當天堂一樣供着，萊布尼茨這樣的大科學家，還提出要以漢語為世界語。到19世紀，在完成對中國的征服後，歐洲人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霸主。歐洲人發達後，很為自己祖宗在世界歷史上隱姓埋名不爽，於是，想方設法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茲從由歐美學者撰寫的嚴肅的學術著作中隨意挑出幾例： 一說，印刷術是德國人發明的。法國學者安田朴在【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中說：『在我離開之前，有人送給我一本40頁的小冊子，即古登堡博物館館長阿洛伊斯・魯佩爾教授向觀眾推出的【世界印刷術博物館和國際古登堡學會的形成與發展】一文。由於我抱有從中發現展覽向我掩飾的內容之希望，所以絕不會放棄機會拜讀全文：「……在這裏，1400年前，作為當地貴族世家的後代，印刷術的偉大發明家誕生了……美因茨是印刷術的故鄉。」』印刷術誕生於中國，是世人皆知的常識。這種鬧劇讓同是歐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過去。於是，安田朴先生將印刷術是通過怎樣的路徑傳入歐洲都作了詳細描述，並且證明古登堡不過是西歐較早從東歐學到印刷術的人罷了。 二說，阿拉伯數字是古希臘人發明的。英國科學史家W.C.丹皮爾在【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中說：『印度的算術是驚人的，因為有證據說明，早在公元前3世紀，印度就採用了一種數碼，而我們今天的數碼就是由那種數碼脫胎而來引的。』儘管『在拉丁語中最早使用這個新數字體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間在西班牙寫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數字也許是先由希臘人發明，然後傳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傳給阿拉伯人，他們又修改為所謂古巴爾（Ghubar）字體，與我們現今所用的字體更為相近』。至於古希臘人發明後是如何將這發明好的『數碼』或空運、或飛鴿傳書地送到遙遠的印度，而希臘本土和各『希臘化』王國又為何沒有使用，這些問題自然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作為曾經的英國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沒有資格發明如此好用的『數碼』的。 三說，古羅馬帝國衰落和西歐進入黑暗的中世紀，是東方文化惹的禍。古羅馬帝國為什麼衰落？丹皮爾分析道：『希臘化時期包括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政治、文學、哲學和科學方面的擴展和創造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創造衝動消耗殆盡，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都表現了東方對西方的反動的階段……希臘化的希臘時期在羅馬內戰中結束了，羅馬帝國所建立的文化雖然屬於希臘—羅馬性質，終究也無力長期排斥亞洲的影響。甚至在比較早的時期，即在亞歷山大的時代之後不久，東方的思想就已經開始傳布。』丹皮爾教授認為，『東方的思想』無非是巫術、祭儀宗教之類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使得西歐人失去了創造衝動。有趣的是，丹皮爾也承認：『早期希臘哲學家所搜集的事實大部分是從外來的來源得到的——他們的天文學是從巴比倫尼亞得來的，他們的醫學和幾何學是從埃及得來的，可能一部分是通過克裏特島。』這些東西是否屬於『東方的思想』，丹皮爾教授沒有解釋。既然亞歷山大之後是『希臘化』時代，那麼，東方文化又如何能『影響』希臘文化？希臘文化怎會如此弱不禁風，『影響』一下便從歐洲銷聲匿跡？ 四說，阿拉伯人的輝煌，全靠沾古希臘的光。正當西歐人『創造衝動消耗殆盡』、經歷千年黑暗的時候，生活在『巫術』、『祭儀宗教』大地上的阿拉伯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創造着輝煌的科技、教育、文化成果，這又是怎麼回事呢？丹皮爾教授說：『波斯與阿拉伯學派的學說原來都是以希臘古籍的譯本為依據』，『阿拉伯人和處在阿拉伯人勢力下的民族的任務，與中世紀後期歐洲學術復興時代一樣，第一是要發現隱藏起來且被忘記的希臘知識寶藏；第二是要把他們所發現的寶藏融合在他們自己的語言與文化裏面，最後再加上他們自己的貢獻』，『到了9世紀時，阿拉伯的醫學學校因為研究蓋侖著作的譯本而得到進步……』不知道丹皮爾是否聯想到：阿拉伯帝國正是建立在原『希臘化』國家的地盤上，這裏的『東方文化』既然能讓歐洲人『創造衝動消耗殆盡』，為何對阿拉伯人沒有壞影響？ 五說，黑死病是從中國傳入的。美國著名教授詹姆斯・W.湯普遜撰寫的【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說：『1333年，……第二年……在中國的赤鎮，水災之後，接踵而來的是一場瘟疫，使500萬人死亡，數目之大，令人難以置信，這種瘟疫沿着商路從中國傳入西方……傳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裝絲綢的包捆中被從東方帶到西方……這場災禍在蒙古帝國中也非常嚴重。』中國歷史記載不同於西方。自公元前841年起，每年發生的大事，史書皆有記載，後人難以隨意編造。1333年，是元順帝即位的那一年。根據1290年、1393年（明初）政府組織的兩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分別為58834711人、60545812人，那麼，1333年全國人口應在6000萬人左右。湯普遜之所謂『500萬人死亡』，也就是說，這災禍造成了元帝國人口的1/12死亡。如此恐怖的災禍，在【元史】中竟然不見記載。相反，1333、1334年，看起來基本上屬於國泰民安的兩年，一度中止的全國性科舉考試恢復並正常進行，多次小的水災、旱災之類，政府組織救濟後即恢復正常。不知這『精確的材料』從何而來。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之中，也沒有找到有關這場重大災禍的一文半字，倒是有關這幾年發生的其他事情說了不少。也許湯普遜教授也發現了自己『精確的材料』不太靠譜，所以，首先『必須承認，（歐洲）14世紀的天氣條件是不利的』，接着承認當時的歐洲人還是比較無知、比較不講衛生的，所以後面又承認『黑死病還有一個前兆，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個西歐的鼠疫，從遠古以來，老鼠就是瘟疫的前兆』。在某些歐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國對人類文明進步與發展，不僅無貢獻可言，反而禍害連連。人類歷史上所有可圈可點的東西，都是歐洲人創造的；歐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別人惹的禍。對於這種心態，安田朴有個評價：『對於基督徒來說，最重要的是使人堅定不移地相信亞洲諸民族遠遠地不及他們自己先進發達，這是為了歸化他們或奴役他們的最好理由。』 其實，並非所有的西方專家都那麼褊狹固執。古羅馬，在許多西方專家筆下，美好的東西自然不會遺漏，而屠殺、戰亂、饑荒、無視科學等等，也無一漏網；中世紀是西方專家公認的『黑暗時期』：文盲遍地、殺伐不斷、關卡林立、動輒饑荒、城鄉貧困、臭氣熏天、瘟疫蔓延、道路坎坷、商旅不行。不過，當西方人為自己的祖宗樹碑立傳時，適當地貶低一下別人的祖宗，美化一下自家的血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不必過於較真。但是，作為中國的學者，明知對方在說假話，還要拿着雞毛當令箭，那就不好理解了。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由中央帝國變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國人的心情很不好，想罵人。清朝政府儘管打不過洋人，但對付國人還是綽綽有餘。有些人只好躲到外國罵清政府的娘，宣稱要搞反清復明。辛亥革命後，他們回國了，可以隨便罵人了，便從清朝罵起，一代一代往上追着罵。到五四運動前後，一直罵到中華民族的遠祖，罵祖宗成了時尚。古聖先賢成了垃圾，遠祖罵完了，一時間沒了對手，怎麼辦？他們突然調轉槍口，與親生父母為敵，父母和家庭成了最後的『封建』堡壘。有『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先生』之稱的吳虞教授，第一個將槍口對準自己的父親，施以惡口稱父親為『老賊』，施以拳腳對父親實行武力征服，施以法律在財產上與父母劃清界限。在他們的示範下，離家出走一度成為時尚。 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中國沒搞好，是父母的錯、祖宗的錯，反正自己是無辜的、偉大的；只要將包括父母在內的『老東西』打掃乾淨了，中國就現代化了。在他們的筆下，中華5000年歷史，就是辮子、八股文、小腳、太監、貞節牌坊、姨太太等等，而這些都是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 辮子，本沒有必要過多的關注。民主自由的社會，必然是審美自由、個性張揚的世界，有人喜光頭，有人愛平頭，有人樂於長發飄飄。今天，如果哪個國家派軍隊強行剪百姓的辮子，這個政府沒準會遭到全世界封殺；而將辮子當作保守、愚昧的人，無疑會成為他人的笑柄。 八股文，僅是科舉考試中規定的一種文體，如同當今高考時，規定作文只允許做一定字數的議論文，不許用高等數學解答某些數學題。如果一定要說與當今議論文有什麼不同，僅僅是在寫作格式上有嚴格要求，如同律詩，講究音韻，有平仄、對仗等要求，不如現代詩天馬行空。八股文不好寫，而寫律詩所受限制更多，但很少有人敢罵律詩有什麼罪過，因為熱衷並擅長寫詩填詞的唐宋士人，始終頭腦清醒、思維活躍。只有腦袋出了問題的人，才堅信八股文造就了『頭腦僵化』。 小腳，無疑是應當禁止的醜惡的東西，但它源於古人不健康的審美觀。倘若將之作為婦女被壓迫的證據，則是有失公允的。平心靜氣地看，這更多的是古代婦女求美的自覺自愿的自殘行為，與當今婦女們熱衷的『隆胸』、『拉皮』、掛耳環、文身等毀身以求美行為差不多。當初禁止裹腳時，曾有不少家長甚至孩子們依然偷偷纏足。 太監，確屬反人道的產物，應予剷除。稍懂一點歷史都會知道，古埃及、古羅馬、西亞都曾存在這麼一個特殊的群體，並非中國的特產。就在不久前，歐洲還存在由被閹割的男歌手組成的『花腔男高音』藝術群體。 貞節牌坊，確是束縛婦女的一大精神繩索，應予革除。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民族都高度重視婦女貞節，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罷了。至於姨太太，更不是中國男人的專利了。 這些精英在大罵祖宗的同時，竭力美化西方人的祖宗。他們宣稱古羅馬只有民主與法治，如果沒有從天而降的匈奴搗亂，羅馬帝國不知會創造出怎樣一個強大的未來。有專家一再嘆息：絲綢之路沒能直接連通羅馬，使中國與『民主科學』失之交臂。還有專家一再讚嘆：文盲遍地的中世紀歐洲，也是一曲動聽的牧歌，高度『理性』、『科學』，慘無人道地屠殺掠奪美洲大陸，被打扮成『自由貿易』的文明女神。更不可理喻的是，對於列強侵略中國，包括英國政府武裝販賣鴉片，包括火燒圓明園，包括強索天文數字般的戰爭賠款，包括掠奪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國土，包括日本侵華，某些人只是一個勁兒地羅列清廷和先輩的不是，而忘卻了用自由、民主、科學、博愛等概念做任何分析。對此，【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道：『新文化的領袖們過去一直主要關注中國國內的弊病。他們思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他們基本上對帝國主義的行為不做道德評價，也不把中國的種種弊病主要歸因於外國。』 數十、上百年來，經掌握話語權的少數文化人的『不懈努力』，徹底摧毀了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國人，包括某些專家自己，也以極端卑微和自賤的心態看待、解釋這個世界，並在不知不覺中誕生了一套完整的中西方文明『理論體系』： 西方是海洋文明（即所謂藍色文明）；中國是大陸文明（即所謂黃色文明）。 西方是科技文明，中國是『經驗』文明，換個說法，便是中國只有技術沒有科學，歐洲才是充滿科學的地方。 西方是城市和商業文明，自古重視商業；中國是農耕文明，自古重農抑商。 西方自古重視民主開放，有民主開放基因；中國自古專制封閉，只有專制保守文化。 在構築這套『理論體系』的過程中，這些專家、學者們，無時無刻不展示出『做不了正宗洋人，做個租界公民也好』的心態。他們把自己關在精神租界裏，在國人面前，以為自己是洋人；在洋人面前，他們立刻認識到自己是卑微的中國人。有人稱他們為『香蕉人』，我以為，他們更多地屬於『哈洋族』或者『租界人』，『香蕉人』則是那種徹底的不要祖國的人。 我不是學者，我不排外，也無心去挖西方人的祖墳，更承認西方強盛與發達的現實。但是，我更欣賞抬頭挺胸地吸納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東西的漢唐胸襟。 人類是在不斷地互動中成長起來的。當今的中國，非常需要學習西方的很多東西。但是，學習是當學生，而不是當奴才做小妾。自輕自賤、猥瑣下流心態的人，即便泡在學習的酒缸裏一百年，也是不能成長為大寫的人的；奴性十足、無鈣無骨的民族，即便學會了人類全部的科學技術，也是無法逃脫任人宰割命運的。因此，不管學習世界任何先進的東西，我們都必須好好傳承漢唐的陽剛之氣，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學習，絕不能跪着、奴顏婢膝地模仿。 歷史證明，拒絕一切外來文化的『閉關鎖國』，是可惡的、可怕的。歷史也在證明，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國傳統文化，是另一種閉關鎖國行為；而且，這樣一種閉關鎖國，危害性更大。 美國立國之初，各方面都十分落後，非常需要學習歐洲。當此之時，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告誡國民：『對某國過度偏愛，對另外一個過度偏惡，會使受到這種影響的國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險，卻掩蓋甚至縱容另一方所施的詭計。當我們所喜愛的那個國家的爪牙和受他們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讚賞和信任，誘騙人民放棄本身的利益時，那些可能抵制該國詭計的真正愛國志士，反而極易成為懷疑和憎惡的對象。』 德國學者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學者就是人類的教師、人類的教養員。在某些以西方自古月亮圓的教師、教養員的培育下，中華民族將逐漸失去自我，失去自信，失去獨立自主、奮發圖強的精神，徹底成為他人精神上的奴隸，最終導致全民族不戰而亡。 有鑑於此，我主要借用西方專家的著作說西方的事，專說『哈洋族』不說的事。如果以為我旨在揭西方之短，那是莫大的誤會。其實，我的主題很簡單：洋人、華人都是人，我們的祖宗是偉大的。只要我們能好好尊重自己的『人權』——以一顆平常心看待這個世界，挺起胸膛，振奮精神，勵精圖治，中華就一定能自立於這個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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